主题：[小说] [回忆节选]我曾生活过的那片土地

这篇有些少记实文学彩色的回忆录，是几年前花了近一个暑期的时间完成的，共五章，约九万字。我仅此节选数节，因为网络适于"快餐"，太长的文字，我本人也无法看下去。部份朋友希望我能将原稿整理润色发表。但我清楚，以目前国内的情势计，这类的稿子是没有一个出版社会接纳的。我也曾发表些非专业性的文字，但凡我最想说的话几乎都被删得一干二净，这无异于将文章的灵魂抽走。既然网络平台为大众广开言路，于是冒失开了此帖子，希望能吸收一些意见。
每人都有其个人生活的态度与价值的取向，对同一个问题，各持己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人倾诉，是释放情感的一种方式；诉诸笔端，亦可收取同样效果，甚至是一种更佳的效果。行文走笔非为稻梁谋，如果我这篇文字能改变你原来一些固有观点和看法，说明这些文字还是有一点价值的。
谢谢！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19 18:33 编辑 ]

很长
下次来看

庸俗一点说：
我的灵魂颤抖了
能发给我看完吗?
我给你邮箱地址

第三章(续上)
… …
二十三
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并能上田参加劳动了。村民们不但对我没有任何的歧视，反而处处表现出友善。稍重的农活，队长派工的时候，都不会让我去。别人在干活，我累了，经常停下来休息，他们也未曾表示过责备，甚至有的还走过来帮我完成余下的“生产任务”。他们知道，一个伤口起码不能再受到伤害才能彻底治愈的。
母亲几乎逢人就高兴的悄悄地说：儿子的病真没想到能好得这么快，这么彻底，她等于捡回了一个儿子。回到家里，即使更累、更烦恼，她也不会象以前一样这么容易发脾气了。处处顺着我的意愿，只要她能做到。为了让我吃好一点，她每顿将蕃茨挑拣出来，几乎把米饭都刮到我的碗里去了。而她对于自己的身体，无论怎么辛苦却一点也不在乎。母爱，有时往往意味着是一种牺牲。
母亲，只断断续续上过几年村中的私塾，可以说，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可是，母亲在恶劣的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却是我需要一辈子去学习的。尤其是她那颗埋藏于心底的母性的善良的心，使我看到了人类的的希望。
我有时会想起了以前最流行的一句话：“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世界上已经再也无法找到比这更荒谬、更令人作呕的语言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相当部份的中国人来说，没有给他活活的整死或累死，已属万幸！
牛石，一个穷得要命的小山村，仅二十户人家，然而，竟有四户是地、富、反、坏。4/20×100%＝20%。假若以现在十三亿中国人计，就有二点六亿的“坏人”和“坏人的家属”。这将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国家啊！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当时被奉为圣旨的吃人的理论，制造出无数的人间悲剧。我们整个的民族，给它害得够惨了。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历史。我每想到这里，心头就会升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愤慨。国家堪悲，历史老人为中国人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课。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这个本来已经够不安宁的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宁了。然而，这套被曾希特勒誉为“摧毁的学说”的理论，实践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已逐渐的被人们认识到：这并非“救世”的理论。它终将被人们彻底的抛弃！如果说，它在历史的天空还能占到一个位置的话，那么，最多也只不过是一抹乌云罢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人类之所以能生生息息，延续到今天，是因为人性未泯。一切违背人性的东西都是不可能长久的，这是因为人性纵然曾多次被摧毁，但终究会回归。今日的反思，如果有意要回避这一点的话，那么，其余的将通通是骗人的鬼话。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二十四
… …
在牛石约三年的时间里，我接触最多的人该是“江西”了。从他口中，我了解到村子的人和事，了解到村子的过去。他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部了解牛石的“活字典”。                                                                       
“你们村仅二十户人家，穷乡僻壤，为什么竟有四户成份不好（地、富、反、坏刚巧各一户）的？” 一个晚上，在他家里闲聊，我问。
“地、富、反、坏？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被评上。”他卷起了一口“喇叭烟”递了给我。
“听我阿爸说，那两户地富，只不过比其他人多了两块田，平时也是自己种，最多农忙请个帮工，吃的用的也没有比一般人好到那里去。”他用嘴角在“水烟筒”里猛力倒吸一下， 然后很享受的样子向上慢吞吞的吐出几圈灰黄色的辣味呛鼻的浓烟。
“地主婆和富农婆是寡妇，她们的丈夫早就死掉了。那个富农婆曾捡个儿子，后来长大了，嫌她成份不好跑回他原来的老家去了，现孤家寡人一个。”他继续说。
“那不是很惨吗？现在年纪都这么大了，以后不会劳动或有病怎么办呢？”我似乎提了一个多余的问题。
“听天由命，不要说她，我们也在听天由命。有病没钱治或无法治，等着‘报销’就是了。”他似乎对这个问题在心里早就已经有答案了。
“我觉得她们目慈面善，很善良，不象坏人的样子。”我在他的面前表明了对这两个寡妇的看法。
“本来就很善良嘛，怎么可能是坏人呢？据我所知，她们连村子都没离开过，不是做田工就是在家，也从没未和人吵过架嘴。”“江西”给我一个很突出的印象，是他说话一就一，二就二，按事实说，没有什么顾忌，因为也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他顾忌的。当然，我和他聊天也很少顾忌。
“哪个坏份子的长相好吓人啊！脸上起结的横肉一块一块的，眼神总是凶巴巴的，鬼一样的，见到他我都怕三分。他怎么会是坏分子？”
“他原是贫农，偷鸡吊狗给多次抓着，但‘狗吃屎’的本性总改不了。自从给扣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一下子就老实了很多了。”“现在连他的儿子讨老婆都成问题了，人家一听到是坏分子的家属就怕。哈！哈！”他笑了，不知他是佩服共产党治安有方，还是在幸灾乐祸。
“他算好了，虽给斗了，虽然尝了几巴掌，但还没尝过拳头和棍棒。至于那个反革命可就惨了，文革开始不久，在一次斗争大会上就死在乱拳和棍棒之下。”
“那人很坏吗？”
“坏什么？哼！简直是公报私仇。”他有点愤愤抱打不平。“如果是蒋介石要回来，个别的仇家曾私下同我讲，他们首先要将他家的儿子、孙子全杀光。怕报复。”“江西”说这些话的时候，把声音压低到仅能让人听见。
我无语。
…        …
“那个五十多岁的周济民好似连说话都特别小心，见到我总是堆着笑脸。那几户中农、上中农，我觉得他们倒很循规蹈矩。”良久，抽了几口闷烟，象作社会调研一样，我有意继续把断了的话重新接上，因为我很想了解到一些真实的事和听到一些真实的见解。
“当然，被打死的那个人就是周济民的表哥，他是上中农。不要说他们，贫下中农也要小心过日子。”顿了下他似有所悟。“前几年，与我们邻近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长在管工时仅说了句‘快点做，少废话，什么万岁都是假的，蕃茨万岁才是真的，’结果被抓去劳改三年。听说在狱中还吃了不少皮肉之苦。他是个贫农头，这又怎么样?讲错一句话不是照样要抓去劳改?”
“现在呢？有老婆孩子的吗？”我追问。
“光棍一根，现在更加没人敢嫁他了。运动一紧就把他拉出去斗，斗他的人也是够狠的，有次他被人打翻在地，几个人用脚轮番猛蹋，‘卟！卟！’那声音应到心都会打颤。”
“现在是什么世道，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啊？”他喃喃自语道。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3 14:39 编辑 ]

二十五                        
… …                        
阿兰，中等苗条的身材，长着一双波光流转水灵灵的大眼睛，笑起来因为有个小酒窝，让人觉得特别的甜，即使不事任何修饰，甚至穿上破旧的衣服，也难掩其动人的美丽。家道虽穷，但山美、水美，同样也能出孕育出美人胚子。她是村中唯一能称得上美人的姑娘。阿兰时年十八，追求者众，却早已“名花有主”。她的未婚夫是邻村一个不用下地种田的为全大队的猪打防疫针的青年，高出她一个头，憨厚老实。不用下地种田又能得到主要劳动力才能获取的工分，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很有地位的人了，加之他父兄又是大队的干部，因此，他在众多的追求竞争者中胜出，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了。
阿兰有个弟弟，年仅八岁，母亲又体弱多病，因此，她从小就参加劳动，为家庭赚取工分。她父亲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富有心计，并有宏图大略。据说他也偶尔参与赌博，但每次口袋装的最多是三元钱，输掉拉倒马上走人；如果牌风强劲，则精神抖擞，坚持到底，而牌风一旦转向，则神不知，鬼不觉，很快就溜之大吉了。因此，别人如果希望能从他身上赢到一笔为数可观的钱，那只能是做梦了。他家不久才搬进了一间约60平方米宽的墙壁批上了白石灰的新房，新房是在他的未来女婿的全力帮忙下，用半年左右工余的时间日夜兼程盖起来的。而原先住的那间旧房子则暂时空着。并且，他还有一块面积不小的已夯基暂且占着未建的屋地。
阿兰的父亲异常勤劳和节俭，从早到晚，披星带月，象头老黄牛一样不知疲倦地劳作。他上田时总随身携带着一把锨头，待中午收工，就急着上山掘树头。差不多时候了，汗涔涔的赶回家糊乱吃点东西后又去赶田工。几乎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有时怕误工时，宁可连中午饭都不吃。十头八天后，够一窑火了，就把树头变成炭，然后再挑到集市换回几个钱，并攒起来，一个不用。女儿出落得如花似玉，他也舍不得多买一件新衣裳给她，让她总是穿得补补丁丁的。几年前的衣服已裹不住她发育的身体了，裤腿变短了，袖子变小了，甚至撑开了口子还是照穿不误。
一次，阿兰家卖一头有三百斤重的大白猪，这可是个震撼村子和邻村的大事件。当时卖头猪，从大队到公社，要经过层层的审批，何况是一头足有三百斤重的大白猪。公社的食品站派了几个有足够力气的人来到阿兰家里，加上阿兰的未婚夫，监证之后，验明正身，现场屠宰。随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大白猪垂死挣扎的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村子，但这惨叫声非但没有引起村民们的恐惧，反而使他们生出几份的羡慕，甚至忌妒。本来，辛苦了几年，才把小猪养成一条大白猪，并在家里屠宰，留三头五斤猪肉给自己和家人享用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奢侈的行为，但阿兰的父亲一块肉也不留，只要了两斤“猪红”（猪血）和一点猪小肠，其余全都给食品站的人处理去了。这事在村子很快成为“美谈”，家喻户晓。
“阿伯，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这么辛苦节俭干啥呢？”我碰上一次机会，问起阿兰的父亲来。在当时，他的村子还没有一个上了七十岁的老人，真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觉得他年过半百，到了这把年纪还牛马一般的做人，太没价值了。他本来可以无须活得这么累。
“我想把那已夯基的房子建起来，不勤俭怎么行呀！”口里只剩下几颗又大又长的黄牙的他，说起话来有点漏风。
“你女儿就要出嫁了，儿子才八岁，你那能住得这么多？”我望着他那布满了黑色的老人斑的脸说。
“儿子很快会长大的。”说完，他用接近松树皮一般的手下意识地搔摸着额头上一排很深的被烈日晒得干枯而黑的皱纹。
“俗话说：‘子大子世界’，到时你儿子他自然会想办法的，即使不再建新房也够住嘛，现在你何必操这么大的心呢？” 看着他那驼得几乎象弓箭一样的背，我不禁生出同情心。
“儿子大了要结婚，有了孙子就不够住了。”
……                        

我回城的第二年，阿兰的父亲去世了，去世那年，才五十五岁，离花甲之年还差五岁。他带着一颗农民的梦走了，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阿兰，在我离开牛石的六、七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碰上了她村子一群走亲串戚的妇女，要不是旁的介绍，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尽管她在冲我笑。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往日青春的倩影，已变成了一种朦胧的记忆。女人老得真快。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3 18:24 编辑 ]

二十六
马队长，又是一部帮助我读懂当时农村的活字典。我前面说过，他总是眯着一双小眼睛，说起话来，那嘴巴好似老是打不开，支支唔唔的。他的话简单、明了，浅显、易懂，充分体现了农民语言朴实的特点。他不可能有象写《白杨礼赞》之类作者那样的功力，把常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一颗白杨树写得有声有色有眼有鼻子，有思想有感情有性格，还有不是一般人能有的高风亮节。他有的话，虽无精美构思，华丽词藻堆陈，但当时对我来说，却几乎“句句是真理”，即使粗鄙，却震聋发馈。
“以前同地主打工都没有这么辛苦。那有雷公闪电也要开工的？那有年饭的屎还都没屙净，大年初三、四就要开工的？” “现在有得做，没得食；做的是真功夫，吃的假东西。过去同地主打工，如果是这样，早就溜人了。”他同地主打了十多年的长工，连个老婆也讨不到，最后才屈尊入赘到牛石。按理说，这种话出自于他的口，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了。
几个青年人要求放假一天，理由：今天是国庆节。“国庆节是机关单位的节日，与我们农民有什么关系？也想学人家过国庆节，耕田才有你的份（儿），快去开工是真的。”身为生产队长，这样做思想工作是够实际的了。
马队长的老婆原是育有一子的寡妇，前夫早早过世，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近而立之年入赘到较富裕的海头人家。俩老带着一个小孙女，一家三口。据他说，他之所以向他的继子要一个小孙女，而不要一个小孙子，是因为怕小孩长大了又象他父亲那样做了别家的“乘龙快婿”，丢下他们俩老不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传统的观念在牛石并不是很严重。在这个人见人怕的穷山沟里，生个女的，更能给家庭带来希望。
据说，文革伊始，本村有几个青年到外面取了一点“经”，回村后要发动群众把他打成“走资派”。当然，这个“走资派”他还是当不成了。因为不够资格：第一，他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权力，虽贵为队长，但不上田工，照样没工分；第二，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似乎同“资本主义”很难搭上边。
他的家在中间门楼出口的右侧，由一个睡房（暂且称为睡房）和一个睡房门前侧边的厨房组成。睡房除了一张年代久远用杉木做的约1．２米宽的旧式床，还有床头放着一张可能十头八年都未移动过的、只有一个抽屉的桌子，桌子的猪肝色油漆早已剥落。墙角的桌面上，叠放着一套书面被尘封住了的厚厚的“雄文四卷”。在房子里只能坐在床沿上，因为再也腾不出地方来放张凳子了。走进他的房子，如果把门关上，并且房子唯一的床头向南那个小窗又关上了，就象走进了一个又黑又沉闷的大箱子。而厨房，面积约睡房的一半，同时兼作猪栏用。猪栏虽
小，但却能为马队长的家庭带来不少的经济效益。
他告诉我，他从未养过一头大猪，除了猪栏容量有限之外，最主要的是家庭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供不起。他认为家庭人口少养大猪划不来。因此，他总是把在猪行买回的十头八斤的“猪仔”养到三几十斤的“猪条”，就设法把它买掉了，然后紧接着又到猪行买回同样小的一对。他说，养头猪，除了剩饭剩菜不会浪费掉之外，自留地的，生产队分到的薯叶薯仔也有了去路。他还告诉我，养猪至少要一对，不然很难喂，两头在一起就会争食，只一头就会挑食。我经常看到他，有时是夫妻俩在一起喂猪，一个人喂，一个人在细心观察。只见马队长或他的妻子，一时蹲下，一时站起来，当小猪抬起头来，努着嘴并盯着他们“哦哦”地叫的时候，他（她）就蹲下去在猪食里面用手拌一点咸腥味诱小猪再吃，一直等到猪槽完全见底为止才放心。看那样子，小猪似寄托着他们全家的希望。
马队长，由于他有十多年长工的光辉历史，因此生产大队每次开“忆苦思甜”大会，都少不了要请他上台作
个发言。不过他在台上讲，人家在台下讲，会场总是乱哄哄的。因为除了他说话的声音太小，支支唔唔让人听得很吃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他没有象一些有文化的人那样有创新或者说是编故事的能力，所讲的都是陈年老账或者说是老掉牙的故事。记得有次他发言下来后，旁边的一个青年人随即问他：“你刚才所讲的事是不是前几天才发生的？”面对这突然其来的“采访”， 我见他开始有点尴尬，但很快的又变得坦然而且平静：“上头要我讲的，又不是我要去讲的。”回答得既干脆又利落，这很符合他历来说话不会转弯抹角的特点。
马队长曾向我讲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大跃进时期，工作队进村核实粮食产量。队长照实报了，但工作队硬说他隐瞒产量，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字。队长为了“过关”，无奈之下终于报了个“大数”。这下子可麻烦了，没想到工作队却是认真的，竟追究他多出那部份的粮食藏于何处，迫他上交。去哪里找呢？本来就是胡编乱造的事。结果他被关起来，并被象犯人一样日夜进行“迫、供、讯”。最后，队长把工作队带到离村不远处山谷下面的一个深谭，指着深绿色的池水说，多余的粮食全都藏在谭底下，说完就纵身跳了下去……。当被救起后，工作队责问他，说这是与党对抗。他说：“明明是没有，讲了多少次？你们硬说有，迫我交出来，我还有什么办法。”
马队长夫妇有个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敢吃”。所谓“敢吃”绝不是象现在官场上的请宴，一个人仅洋酒就能喝掉它一、两斤的那种敢吃敢喝。只不过是在煮饭的时候比别人敢多放了一点米，按数学语言的习惯，就是米的重量与蕃薯的重量之比稍大一点的问题。他显然是没有阿兰的父亲这么节俭的，这很可能与他日后能活足83岁（他妻子78岁）才去世有点关系。仅从长寿这一点来说，他比无数的人，包括当官的，有钱的，有名的，等等，幸运得多了！
        他经常对我说：“年纪这么大了，如果病了，是没有人看的，很快就会‘拉柴’（死亡）的。”原来，他也早已看破了世情。(待续)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3 14:23 编辑 ]

这篇冗长的文字能跨越代沟触动你的灵魂，甚感欣慰。
这篇回忆结束语有段文字：“人类共同的感情是什么？是痛苦。无论何人，无论有多么辉煌的过去和现在，谁都无法回避生老病死的人生规律，或迟或早要备尝来自于外界和自身原因的痛苦的滋味。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境遇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黄金的年华，充满活力的青春，全都毫无意义地白白的被消耗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的事呢？我们被愚骗，被抛弃，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痛苦中挣扎着求生存。我们这一代人，无一不都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折射出那个已过去了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类似痛苦体验的特殊年代。”
十二分的抱歉，稿子内容很些自觉还很敏感很私人化，有待修改。以后如有机会将自己杂七杂八的稿子结个集子出版，当先奉送一本。言必信，行必果。谢谢！

　　以前，每当看到美文都禁不住说上两句。如今变得懒散了，大概是因为现实太捉弄人，世事太多无奈吧......

　　''禾刀''友''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山村在九百六十万国土上有成千上万个，虽然这些小山村当年上演过的一幕幕历史''活剧''早已随着岁月的脚步离我们远去，但那场景．剧情．人物和结局却令人难以忘怀......或许在我们这代人西去之后，后辈们对此可能会不屑一顾。感谢''禾刀''友在记忆往事的路途上楔入了一块''莫忘路牌''，提示人们''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禾刀''友的小山村''逼迫''我打开了一幕尘封的历史;（二十七年前，本人以电影文学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上山下乡时发生的真实故事，由于不合时宜被毙了，手稿也去向不明。）现仅凭断断续续的追忆将该剧的结尾奉上，权当本文的结束语吧。

　　......九月的一个黄昏，西下的日头还在天边狞笑着。刚刚收工的知青们正拖着锄头疲累地走在回集体宿舍的路上，这时公路上迎面走来了一帮人，人群里除了几个推着自行车的场干部外，还有两个背着长枪的民兵，一位个子不高圆脸短发的女人被倒绑着双手，让这些人推推搡搡地朝着三公里外的长途车站走去。啊，那女人是阿兰，是因揭露农场干部的兽行而上书伟大领袖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阿兰。知青们都不敢作声，他们默默看着曾经同窗共读．下乡后朝夕相伴的阿兰紧闭着嘴唇歪歪斜斜地从大家身旁走过。望着阿兰的背影，大家都看到了阿兰那灰色的裤子后面有块深色的斑迹，几个女知青悄悄地相互议论着;冤枉呀！阿兰在来着月经......

　　......我的眼睛模糊了，呆立在那迈不动脚，张开的口发不出声音，眼前都是一块块的红色，连同那西下的太阳，汇成了一片红......

记得高中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下课的第一件事是立刻冲到图书室去借书，生怕别人捷足先登，因为我在看《收获》里连载的《河殇》。后来又看了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那时好像后者还未写完，连载了几期就突然不见了，我就傻傻地数着，怎末扳手指也不够一百人，心里恨得要命，既然起了名字是《一百个人的十年》，怎末可以说话不算呢！大作家不可以赖账吧！
    既然不连载，好，那我就重看！于是，我常常是反复借了那几本杂志来读，每天都看得一颗心郁结成团，呼吸不畅，心神恍惚却又欲罢不能，好像还写了好多日记排遣久郁之气。幸好后来被管理员老师发现了我的异常，从此再也不肯借给我看。
    今天一气读完禾刀先生的回忆，那种感觉再次袭上心头，好像又跟着回到那个特定的年代，说不出的痛和难过。
    记得禾刀先生是学理工的，但是写出的东西却深刻练达，旁征博引，广闻强记，直击现实而不无病呻吟，真是佩服不已！岂止是文笔，个中勇气更是可赞！

二十七
我没有经历过镇反、土改的运动，虽然那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但由于未亲历其境，那雷霆之势，腥风血雨的场面仍很难想象。然而，1971年，在牛石村所在的大队，我参加的一次斗争大会，多少可以帮助我想象到那个新旧政权交替的非常时期斗争的残酷性。
斗争会场是该大队小学的校门口，在一颗遮天蔽日的古榕树下，有一块比较平整的土墩，那是会场的中心。土墩上面放着一张简陋的书桌，坐着两个神情严肃的公社同志，侧旁是一对低头垂手站立着的地主夫妇，他们都年过半百，地主婆的身子看上去非常单簿，风稍大都可能把她刮倒。
会场上，交头接耳的，拖男带女的，走来走去的，站着的，坐着的，嘈嘈杂杂。他们可能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一种场面吧，好象是来看戏或农闲聚会，根本看不出是来参加一场严肃的斗争大会。这种情况，如果是在学校，在单位，在政府机关，是不可想象的。
“安静！安静！不要吵！大家不要吵！安静！！大家安静！！” 斗争大会由一个年青的大队干部主持，他在台上声嘶力竭。
经过了一段时间，会场终于暂时安静了下来，但仍不时有小孩子的吵闹声和哭喊声。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召开一次斗争大会！”这是一个脸部呈三角形的公社同志在讲演，“最近以来，有少部份的社员，上山砍竹子，织‘粪箕’，织箩筐，然后再拿到市面上去买。我们已多次警告，这是不允许的！” 他说，“有些社员对我说‘我们不误农时，利用休息的时间搞一点收入帮补家计，难道说，这也违法吗？’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他清了清嗓子，然后严厉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吗？这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你们好好想一想，如果大家都这样的搞下去，那我们的集体还要不要？不就垮了吗？那我们不就走回头路了吗？！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放任自流再继续下去的！”
台下只有小孩子不时的吵闹声和哭喊声。
那“三角形”呷了一口水，用手直指着头被人压低到几乎呈九十度角的地主夫妇——他们正承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继续说：“你们看看这对老奸巨猾的家伙，不要以为他们的样子很可怜，其实他们的心比蛇蝎还要毒。”他顿了顿，用更加严厉的口气说，“我们经过调查，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股歪风邪气正是由他们刮起来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台下仅有一个人吼了起来。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又再有一个跟着吼叫起来。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是一个才十六、七岁，看似刚从学校出来的初学生。
台下仍是只有小孩子不时的吵闹声和哭喊声。
“你快老实交待！”
“我怎么交待？”地主婆把头稍抬起。
拍！拍！左右开弓，横脸两个巴掌，地主婆一个踉跄。站在土墩上揭发的是一个五短身材的矮个子农民，怒目园睛，紧握拳头，看样子，两巴掌还远不够过瘾。
“我没有上山砍竹子，也没有织‘粪箕’，叫我们怎么交待？” 地主婆的丈夫把头抬了起来说。
“把头低下去！太嚣张了！”“三角形”一声喝令。
“那天我看到你抱看一捆竹子回家。”
“哪一天？”
“××日，中午。” “五短身材”终于把他最有力的证据公开了。
“冤枉，我是在路上捡到的，没几根，怎么有一捆啊！”
“你还敢抵赖！”
“五短身材”正想上前发挥他的威力，突然，一个腰园膀粗的中年农民，飓风般的冲了上台，冷不防对着地主肝脏等要害部位，连续只有拳击比赛时才能看到的闪电般的几组重捶。地主一下子就瘫倒在地，口吐鲜血，再也不会“狡辩”了。他那站在旁边的妻子吓得用双手紧紧把脸捂住，连声“哇！哇！”的惨叫起来。
台下除了小孩子不时的吵闹声和哭喊声之外，还夹杂着阵阵很难于用文字表达的各种嘈杂声。
……
我妻子告诉我，她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面。她说：“被斗的地主很瘦小，四十多岁左右，先在草地上低头跪着，后被打得在地上打滚。打他的有四个人，一个人在指手划脚，另三个人报仇般的又踢又踩，地主用双手臂屈起来紧紧地护住肚子等部位，一个人把他的手拉起来，让另两个人连连猛踢。看那势头，非要把他打死不可。” 我妻子说：“当时，我刚好坐在前面的几排，踢他的声音很响啊！那‘卜！卜！’的脚踢声，声声应心，连我坐的地方都感到在震动。”她说，“打失（昏了）后，就叫两个人，一人一边各抓紧一条胳臂，象死掉的猪狗一样把他拖走了，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总之，我当时感觉到很害怕，身子有点发抖。”

关于文革中这类斗争血腥的场面，我在《岁月留痕》（已发表，楷体部份被删节）一文中有所记述——
        “文革两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使中国许多历劫难本已被弄得奄奄一息的家庭和个人遭遇更为悲惨的命运。
上大学时，我非常要好的来自五华县的一位同学曾多次重复地向我讲述了现在年青人难于置信的血腥的一幕：他目睹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一路神色惊恐，东张西望的，被人可能从家里哄吓带到正在开斗争大会的中学操场上，即遭掴掌脚踢，无助稚童的惨叫声阵阵，突被一个粗壮的汉子用木棍连连猛击头部，可怜弱小生灵几下就不动了，哭声也停了，脸部满是鲜血，小脚尽是带血的泥土……
我的同学说得不应有假。69年元旦，我无端被关进家乡设在小学的临时收容站。和我同监的，除几个‘牛鬼蛇神’之外，是刚抓进来的两个流浪街头的小男孩。他们年纪虽小，却终日心事重重，五、六天一直沉默不语。至临被转送的第二天，较大的那个突泪流满面，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好人，我们看得出，你是好人。’原来他们是五华县人，还不足十岁，两家父母兄妹全被打死了。幸好他们当时没在家，是连夜逃出来的。还说，母亲曾一再叮嘱他们，如出到外地，千万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自己是那里人和地富的家庭出身。‘我们一定要逃出收容站，偷渡香港，回去肯定会被打死。’家庭的灾变，使他们过早体味到人生的艰险。
斩草除根，血淋淋的历史，谁也没想到，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后工业化时代的文明之后，又会在中国重演。”
很多人都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群众的政策水平不高。“上面政策，下面曲策，再到下面就变成了‘牛扼’（注：指犁耙时套在牛颈背上弯成半园的农具）”其实，这是对现实一种最大的误读。
试问，现在还可以这样随便抓人，随便打人、置人死地吗？在政治运动中，诬陷、斗人、打死人，不但不用负刑事责任，不用偿命，反而立功，这种现象在现在还可能发生吗？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只能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有一切的罪孽，罪根全在上面！全在那条毛氏的阶级斗争的路线！！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5 19:52 编辑 ]

二十八
在我刚能正常参加劳动还不够三个月的时间，从亲戚处转回母亲身边的不足十三岁的妹妹突然不明不白的得了一种怪病。她的双腿开始时仅感到酸软，但慢慢的越来越严重，最后竟发展到不能走路，以致几乎终日躺在床上，十余天之后仍未见康复的迹象。妹妹越来越瘦弱了，祠堂再也不能住下去了，母亲决计要搬离这个鬼地方。
我们租了一个有两个房间、面积大概是40平方米宽的房子，房子在近门楼处与马队长家相望。这间房子原先的主人在50年代初就搬到圩镇谋生，并早已由农民的身份转为居民的身份，因此一直闲置着。房子的墙壁里外都未经批上白灰，表面全是裸露的剥落得参差不齐的泥砖，但无论如何比起祠堂来好得多了，因为这毕竟还是属于人住的地方。经过和屋主几轮的讨价还价，最后商定租金每月5元。5元，对于当时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说，已是一笔不轻的负担，加之房子需要稍作修整，因此，我再拿起笔向远在外地工作的叔叔写信求援。
父亲原籍佛山市，叔叔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只有大伯才与他同父共母，大伯亦是旧官吏，1962年于广州病逝。我在惠阳高级中学最后的一年，由于母亲也进入了“牛栏”，因此在经济上被迫入了绝境。母亲已经再也无力负担我在校的生活费用了，在面临缀学的这一年，叔叔每月按时寄12元给我，使我终于能坚持下来完成了“学业”。在我患病期间，妹妹写信告急，十叔得知后即刻寄来60元以解燃眉之急，尔后又分别再寄来几笔款，帮我们终于度过了那个不堪回首的最艰难的时期。叔叔曾告诉母亲，妹妹写的信直截了当，三言两语即能让人明白。而我的信却往往长篇大论，说了一大堆废言，不知说些什么，只有两个字才是实在的：要钱。他甚至感叹：读书读傻了！
我叔叔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因为在文革中，我每次写信，几乎言必最高指示。在称呼正文之前一定要有段相关的最高指示。比如想要钱嘛，则要先引用为了革命“我们要节约每一个铜板…        …”或“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之类一两大段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人看了即使不会笑破肚皮也可能会笑脱几颗牙齿，但当时却几乎是所有书信包括家书在内的既定的格式。当时凡书信文章，如果不引用毛主席的语录，则有可能被视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在那个年代，我有时甚至连写信给父亲也引用毛主席的语录，有次还以搞政工干部的口吻说什么“出路是自己去争取的”，“要认清形势，要相信毛主席和党的政策，如实反映自己的历史问题，争取早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的处理。”无怪乎父亲接信后在回信中写道：“公的方面你已经懂得了，私的方面你似乎又懂得。”并感叹“今日青年成长之速，觉悟之高，亦极可惊。”
我们花了点钱将房子的内壁全都批上了一层光滑的白石灰，然后打点布置一番，使房子焕然一新。母亲请人择个吉日良辰，记得是某日的晚上，大概的九点钟左右吧，我们搬入了“新居”。妹妹由于不能下床走路，由一个和他要好的比他大几岁的村民，背着从祠堂穿过阴森森的仅留下狭窄得只能容一人行走的过道的草间，一路背到“新屋”。
说来非常之奇怪，妹妹刚从村民背上下来，却无须任何扶靠就能站了起来，开始还慢慢的移步，但很快的就如正常人一样的走动了，并非常好奇的到间里间外东张西望。母亲见此情景不禁喜极而泣。妹妹拖了成二十天的令我们无比担心的怪病竟从此奇迹般的不治而愈了。
……
                自从家庭经历了那场虽然为时不久，但却是灾难性的变故之后，村民们似乎对我们更了解了——原来我们并非当政者所宣传的应该要加以警惕防范的一类“坏人”，我们同他们一样，都是天底下的好人。他们更相信眼前的事实——我们母子三人怎么有可能是“坏人”呢？
                村民与我们刚来时的那种隔阂完全消失了，他们有的经常到我们“新居”闲聊，细碎杂事，家长里短。“江西”来得最多，还有马队长夫妇，秀英、阿顺等，我们有时需要帮助，只要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都表现得非常热心和尽力。比如那次将“家”从祠堂搬到“新居”，基本上是由村民帮助完成的，大人小孩各拿一件很快就搬完了。我家有一个一米多高非常笨重的老式大柜，没有四个人是搬不动的。对于一个正值遭受政治歧视和社会冷遇的我来说，当看到几个村民象干自家的活儿一样 “哼哼呵呵” 汗流浃背非常吃力地搬运着那个大柜的时候，怎能不再次油然而生强烈地感受到村民的那种朴质与善良呢？要知道，他们当时对我们一家并没有任何丝毫的所求。
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同朋友说，如果在中国你想要找到良知的话，那么你就到农村去吧！因为那里，也惟有在那里，才有良知生存的土壤。那里最贴近大自然，那里才能找到真。然而，当人一旦离开了那块土壤，良知就会随之消失，其唯一的差别仅仅是消失的速度是快还是慢或者在消失的程度上是彻底与不彻底的问题，仅此而已！
……
自从搬进“新居”之后，我们的生活开始有了点阳光，阴郁的日子慢慢的被淡忘了。要生存下去，我们不能总是悲悲戚戚，老是抱怨命运的不济，我们无可选择，只有去适应新的环境，重新起步，投入新的生活。
“禾刀，不如向队长要求，出来承包，每月上交给回生产队一定的款数，看他如何？”母亲在一次晚饭后以商量的口吻对我说。
“好呀。困死在生产队里，到头来一分钱的余动都没有。如果出去闯闯还可能闯出条活路子。”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想头了。因为经过四个多月的田工，我的工分才7．5分，则一天下来，五毛钱还不够，再不想想办法，的确很难捱下去。
然而，搞承包在当时是违忌的，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大队一级的干部是不敢批准放行的，因为他们比较经常到公社开会，“政策水平”无疑比生产队的干部要高的多，并且，他们不用同生产队的干部一样要成天下地种田。比如秀英的叔子，在大队当文书，除了春耕大忙季节，下几次地做做样子外，其余时间在田间则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因此冒“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险一般生产队的干部才比较有这个胆量，大不了受批评甚至批判就是了，地反正照样还是要下的。但大队干部有时也根据实际情况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上头没管得太紧。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了队长，委婉地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他听后竟几乎没有经过思考就满口答应。然而，“等我和其他队委再商量一下，才确定好吗？”出于慎重，最后他还是提出了一个程序上的问题。
“请队长多多关照。只要你同意，相信其他人是没有意见的。”我带有点讨好的语气说。
后来不出所料，队委开会很快就通过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生产队纯粹是一个多余的劳动力。既然如此，那倒不如让我出去搞承包：每月32元，一年总共396元，于即将年终分红时一次性交清；而生产队则每月给回我300工分，一年12个月计足。如果计入工分所带的口粮在当时市面上的差价，生产队的付出与我所上缴的款数实际上是持平的。这笔账只要队长和队委们稍微过下脑就非常清楚，只不过对于生产队的田工夫，有我与没有我都是百分之百的一样，这点他们更清楚是了。
没有书面协议，只是口头承诺，问题就这样敲定了。
        ……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A镇居民谋生一个主要的门路——本地人称之为“擦蕃薯”。即是将蕃薯进行加工：首先用土制简陋的机器将蕃薯捣碎，然后过滤，把其中的淀粉成份提取出来，或进一步加工成“茨丝”， 晒干后销售给供销社，余下的茨渣晒干后作为猪饲一般的也卖给供销社。在下乡之前我跟随母亲一起已经有过半年的这种“工作经历”了，因此，出来承包我心中是有数的。
        牛石有个叫“大埔”的邻村，盛产蕃薯，并时值丰收季节。因为我母亲五十年代后期经常下乡，与那个村子的生产队长很早就认识了。这个队长年近五十，姓丘，长满络缌胡子，他在而立之年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讨了一个刚离掉婚比他的年纪稍大的虽称不上漂亮但还算周正的地主婆，并在后来十多年间生了一串的孩子。据说，在他的婚姻问题上，当时有一些关心他的领导曾多次做他的思想工作，叫他要站稳立场，不要被地主阶级腐蚀，中了“美人计”。但他不为所动，抱着“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决心，最终采取了这个被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的“英明的决定”。他是个非常讲交情的人，在他的尽力帮助之下，我很快的在那里“开展了工作”。       
我的合伙人也是他那个村子的村民，名叫“阿意”，样子傻乎乎的，但在钱的问题上一点也不傻。或者说“只傻进，不傻出。”我初出道独立谋生，就和这样的人打上了交道。两个人合伙的生意，一收一支，我原以为极为简单，为避麻烦，竟让他既当“会计”又当“财务”。这反映出涉世未深的我那典型的生书意识。结果第一批货清仓结算，白干了一个多月。连他的哥哥知道后都感到很过意不去，觉得他弟弟把朋友的信任当成“笨拙”来玩，实在太过分了！后来吸取了教训，改变了管理方法。同样的一批货一样的价格，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每人即赚得两百多元，这在当时来说已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了。两人满心欢喜的同时，相互提醒切切要保密，千万不可外传，没日没夜用汗水浸淋得来的这些钱，竟好似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到的不义之财。（待续）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5 13:12 编辑 ]

“牛石”小山村仅是一个缩影，但它完全可以折射出当时我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至于类似我个人的遭遇，解放后，在中国大陆，随即可见，惨况更甚者无数。二十七年，二十七啊！给人们的教训是何等刻骨铭心！这段历史虽然不堪回首，但怎能尘封、遗忘？
椐说，美国人老年退休后很多写回忆录。自己与自己聊天，一可排解忧闷，打发时日；二来可以充实个人的生活，有个精神寄托。行文走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求是兄既然原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和爱好，少搓几局麻雀，说不定能能从你笔端淌出些有价值的东西呢一一当然，这都不是我等立意要追求的，因为生活只有顺其自然，才能自得其乐。

与失火鱼调侃
看了你这段文字，可知你是个极富同情心和感情相当丰富的人。
我不是文学爱好者，连我国四大名著也没一本从头看到尾，而我国所有文学著作之中惟一被外国作为显学来研究的《红楼梦》更是味同嚼蜡，看不下去，因为觉得离我的生活太远。牧翁君称我为“饱学之士”，很幽默。
据我所了解，以前凡出身不好的人绝大多数是报考理工类的，个中原因不说你也能完全明白。初三那年，我县沿海片区中学举行数学竞赛，我就得了第一名。我知道，在出身论盛行的年代，象我这类人如不加倍努力是不可能有前途的。在我的影响之下，我的一对儿女在九十年代高考时也选读了理工类。
我原对政治不但漠不关心，而且非常厌恶！然而，政治老要来烦你，弄得你不得安生。既然你没办法摆脱它，那就只有认识它，适应它。达尔文说:“适者生存”，您说是吗？八、九前的事了，我女儿告诉我说她系里动员她入党，询问我意见如何，我问：“你入党为了什么？”她回答说毕业后希望有助于能找份更理想的工作。我明确地告诉她：“学好真本事，不要再涉及那些无谓的事情了！”
至于写作，除了为评职称硬着头皮拼凑了七、八篇专业论文在相关刊物发表之外，可以说没有写过一篇象样的文字，我也不可能发表一篇象样的文字。初中有位早已进了省作协的同学，他送了三本砖块厚的个人著作给我。说老实话，中间前后抽看了几页就没法看下去了。一个臭鸡蛋，不可能要把它吃完才知道它是臭的。
我个人认为，写作一定要写你熟悉的真情实感的内容，并敢写出来，这是出好作品的前提。我个人认为，人，主要靠悟性，这与读文、理科或有没有读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鲁迅、郭沫若本来就是学医的，高尔基的大学是整个社会。
说多了，如有兴趣下次可以再聊。很高兴您能光顾的帖子。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6 08:44 编辑 ]

光顾的次数多啦，是水平有限不敢随便说话！尤其先生的时经、政论文章，看得我汗颜不已！先生的文章集结成书，不知比架上的诸多册子要重几多分量！
下次再聊“您”要去心，我称“您”，您称“你”就好！否则，小鱼惭愧！

看一半就看不下去了,我这人见不得苦难的事情.

唉,让过去随风吧!希望楼主现在一切安好!如菊在此敬祝了!

这是禾刀的长篇小说，祝愿早日出版！鹅城之幸~~

以往极少评论他人的文章，因各人行文风格不同，指指点点总是不礼貌的（时经等版因涉及政见另作别论）。每当见到佳作时我都会以一种附和的方式顶一下帖，生怕坏了气氛让别人''吃苍蝇''，自己也难免''吃苍蝇''。所以我从不主动挑起''战火''！
''基础''就谈不上了，爱好嘛以前倒有点儿''如醉如痴''，只是后来世事太多无奈而令我从''醉''中''醒''来，方知''牢骚太盛防肠断''啊......
坦白的说，自哓牌技以来只搓两种局;一是考察新入职的管理人员，二是有必要交的新友，这种方法有助于识人．辨人，其余概不奉陪！
''禾刀''友以''通俗唱法''揣测我的''自得其乐''，''求是''多谢了！感谢中难免有些酸涩，倘若换了他人，我定会请他''喝咖啡''的......
我曾说过文苑还是少些''怨气''为好，以文会友，各抒己见应从以礼相待出发，才能到达''和谐''目的。

天！人生苦短，早去早好，他们已经转世在一个文明国度。

泪眼朦胧，我也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孩。

[ 本帖最后由 西沙群岛 于 2008-8-26 20:2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