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说] [回忆节选]我曾生活过的那片土地

二十九

                                                                                       
在大埔“擦蕃薯”期间，全全意想不到，竟经历了一段“艳遇”。
阿意有个妹妹，叫“阿娇”。阿娇刚过十八，一米六几，容貌一般，但皮肤细滑，很美。我因为和她二哥阿意的生意关系，所以经常出入于她的家中，村民亦见惯不怪，按常理是绝不会有人把我和她联系在一起来思考的。而我更是君子坦荡荡，同时，理智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以我当时的处境，企图谈婚论嫁，简直是作白日梦。
女孩子成熟到一定程度，可能对她喜欢上的异性会有某些粗心的男人难于觉察得到的细腻的表示。
“擦蕃薯”最苦力的工作，就是将洗干净的蕃茨捣碎，手脚并用，需快速且很花力气，因此一上机未两分钟就已汗流浃背了。阿娇每次收工，放着等她在工余时间必须完成的繁杂的家务也要赶来在溪边的工场，这时往往只有我一个人在，其实也不需要她帮什么忙，她只不过想来看看，聊上几句，似乎就有了某种满足感。有时她为我递上茶水，或把我搭在颈背浸满汗水的毛巾取去洗干净再递回给我。有几次不期碰上下雨，只见她带着竹笠雨衣从家中急急奔来，而她自己却被淋湿了，令我很受感动。
大埔村与牛石村相隔不够一公里，之间有几条通路：一条是沿山边走的，较近，但夜晚我从未单独一人从那里经过；另一条只要穿过一片中间有几个用水泥铺成的小地堂的荆棘丛，即可通由开阔的田板到牛石，较远；如果由大路走，就要走多很多冤枉路。我经常很晚才可以回家，有时吃完晚饭又要赶回工场，把水缸经过滤沉淀后的水倒掉，将淀粉收取，并准备好明天清晨之前又再重复的工作。
记得那晚，深不可测广袤无垠的天宇早已悬挂着一轮通体银白的明月，毫不吝啬地将她那亘古不变的柔和的月色倾洒向人间，洒满了村庄，洒遍了田野，大地再现清辉，晚风习习，树影朦胧，我如常的匆匆赶回家。
“×哥！”当我走到荆棘丛中时，一个很低、柔情似水的声音从被荆棘围住的小地堂处飘了出来，要不是我下一子就听出了是阿娇的声音，可能当场就会吓得掉头狂逃。
“这么晚了，10点多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的？！”我又惊又喜，心怦怦地跳。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前几个晚上我也一直在这里等，可你却没有打这里经过。”
“啊，太晚了，有时我从大路走。这么晚了，你哥哥发现你没在家，他们会很担心的。”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马上意识到我俩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你马上回去吧，这不是久留之地。”我说。我真没想到一个农村姑娘的胆子竟然这么大，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你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吗？”她似乎感到有点委屈。
“那里，那里，你想到那里去了！”我一时找不到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当时复杂的思想感情。但我突然发现阿娇从未犹如当夜那样迷人：朗月之下面庞清秀，娇羞之态依稀可辨，修长灵动的身影更是撩人。
……
其实，我和阿娇的“恋情”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因为那时婚嫁，不但要看经济条件，更重要的还要看你的政治条件，这两条我当时都不具备。只不过一对青年男女，因青春的萌动，企图超脱现实，停留在，也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上的恋爱罢了。我们双方虽然之后仍有好几次的“幽会”，但都表现得非常拘谨，谁也不敢垮越雷池一步。也许情难自禁罢，她时不有意向我靠近，我下意识地会站起来回走动。因为我非常明白，就在此不久之前，阿娇的村子因一椿不清不楚的男女之事，差点引发一场房族械斗，要不是大队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而我，无根浮萍，稍有差迟，怎能消受得起？后来，我主动直截了当向她提出，我们不能再继续这种没有结果的关系了，因为对双方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你嫌我没文化是不是？我早就料到了！”同样在第一个晚上会见的那个地方，阿娇在追问我，语调很伤心。
“文化？”我忍不住仆嗤地笑出声来，“不要再讲这些傻话了。我正因为很喜欢你，才这样清楚地向你表明心迹的。你是没有能力作主的，你全家都很疼你，想一想，特别是你大哥，今年快三十了，象你说的，他很希望通过你同别人对换来解决他的婚事呢，他们，有没有可能同意你和我成婚呢？”
我与她隔着足有一米多的距离同坐在小地堂凸起的边沿上，我们每次“幽会”都是这样。
“我不管！”她一下子变得气愤起来，态度坚决且声音很大，她完全忘了我们正在不能让任何的第二人知道的“幽会”。
“好了，好了。见步走步吧，好吗？”我安慰她道。
我很想对她说声“亲爱的”，但怕她会因此而怀疑我在精神上又出了什么问题。记得文革初期，有个老师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亲爱的同学们！”话语刚落，立即引发台下一阵暴笑。那个年代是不能讲“亲爱的”，更不能讲浪漫，讲浪漫，讲罗谩谛克，别人绝对会怀疑患上了精神病。
对于阿娇，我是很喜欢她的，主要是喜欢她那超脱世俗的纯情，准确的说，那是一种无知和幼稚的表现。我绝不能让一个这么纯洁的少女在心灵上可能因我而受到任何的伤害。
               
……
阿娇的大哥叫丘石，是个典型老实安分的农民。他告诉我，才28岁，但看上去却已象一个老人。背稍驼，额头有一排很深的皱纹，厚厚的嘴唇张开即露出两颗镶着的“金牙”，为人木讷，说话语速很慢，不连贯，往往有第一句就没了第二句。几个月来几乎与他朝夕见面，但从未听他大声地说过一句话，更没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他那粗糙一看可知是种田人的手成天戴着一个上海牌手表，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因为手表是属于"三大件"之一。当然，他戴手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曾有人与他开玩笑:"蕃薯屎还未屙净,也学人戴手表。"但他一点也在乎。
他最大的心病莫过于他的婚事了，为此他曾多次受骗，吃尽了苦头却有口难言。他家是各路媒人到得最多的地方，且一来除了被带来相亲的女人之外还跟着一帮，一般都不少于五至六个，她们住下来没有六、七天都不愿意离去，并且走的时候每人还要带上一些礼品，礼品按当时的价值也不菲，一般是猪肉、米，或者蕃茨之类。越到临走的后来，你越要侍候周到，这正是考验你的时候，“路遥知马力，事久知人心。”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因此你硬着头皮无论如何也要顶住。按阿娇家庭当时的经济能力，一年的收入最多也能支撑三至四次这种折腾。然而，人去之后都杳无音信，最多是媒人托人捎来几句感谢之类的话或说下再找个更适合的，云云。
最能体现阿娇家庭经济水平的，是她家那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猪栏长年养着的一条大白猪，足有四、五百斤重。任何人见了都难免要生出几份羡慕。根据阿娇说，这条大白猪已经养了两年多了，是赔本的，吃得多却长的慢，家里的人个个都催促卖掉，再捉回对小的，但她的大哥却一再坚持不卖。这自然有她大哥的道理，因为媒人和准备相亲的女人来到你的家中，当然首先要考察有无“三大件”。但如果只看到放在家中最显眼位置的一部没有使用过的车衣和每天擦得锃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五羊城牌单车，是不足以打动她们的。因此带她们到猪栏去参观是绝对少不了的一个最重要的程序。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凡经历多了，就会腻。何况只有失败，没有一次成功。这迫着阿娇的大哥不得不重考虑，改变策略。
“大哥已一大把年纪了，一年多一岁，你总不忍心看着我一辈子打单身吧？”顿了一会，丘石颤动着厚厚的嘴唇一字一字的慢慢将他埋藏于心底已久的话吐了出来：“大哥准备让你同相称的人家对换，你看如何？”一次，家中只有他兄妹俩人，丘石几乎声泪俱下        。                                                       
听阿娇说，念着骨肉之情，对大哥这个看似不近人情的要求从未表示过丝毫的反对。因为她不能。阿娇的心情无疑是很矛盾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的农村，两对兄妹之间的“换婚”，已不鲜见。这对于因穷困或出身不好讨不到媳妇的人家来说，未必不是好事。但阿娇的大哥，以当时当地农村整体的平均生活水平而言，并不算贫困，更何况他又是贫下中农出身，因此，这只能算是另一种的情形。(待续)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7 11:57 编辑 ]

历史的沉冤是洗剧不了的；历史的真相靠谎言是掩盖不了的。

“文革中，京郊大兴县芦城公社立新村，一夜之间就把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杀死，甚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不放过。”——摘自《中国教育报》2006年10月16日第八版。

令人惊心的数字：
一、“‘镇反’期间，毛在一次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一步的镇压计划。
　根据他这类的指示，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较典型如河南陕州，完全由县乡两级干部说了算，不到一个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个月就处决了七八百人。”一一摘自《历史月刊》2006年第一期，作者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
二、“来自原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整个镇反运动，共处决71.2万人，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一些省区且已超过千分之二的水平了（楼主注：千分之二是个什么概念？，如果一个镇有三万人，就处决了60人）。于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一一（同上）

朱自清，应该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吧，记得毛有篇文章曾赞赏他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面粉，有骨气。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朱迈先，镇反期间，竟在“莫须有”的罪名之下成了冤鬼。一身豪气的金庸大侠，他的父亲也是在那个时候被枪毙了，不过他首次到北京访问，堆满笑面的邓公与他握手言欢时表现得很大度：不计前嫌，历史要向前看。
是的，应该向前看，不是90%以上的都平反了吗？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刘少奇、陶铸都平反了，并开了隆重追悼会，我认为陶斯亮们更加没有计较的必要了！邓朴初文革初期因挨整，说已心如死灰，但他有不有想过，中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的个人和家庭几十年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何止心如死灰？！
“逝者如斯夫，昼夜不息”一一但，历史有时为了调整脚步也会停下来沉思。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7 14:29 编辑 ]

(续上)
有加工价值的蕃薯的生长期很有季节性，间断总共加起来大概也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因此，其余的时间则要另找门路。正当我为此而烦恼的时候，马队长突然通知，要我停止承包。原因是公社已下达命令到大队，要马上停止一切形式的承包活动，否则，谁批准追究谁的责任。反正没有书面合同，即使有，在那个没有任何法律意识的年代到时也是废纸一张。承包了四个余月之后的我又回队种地了。
然而，在牛石刚踏过第一个年头，还未到正月初十，马队长就找上门来了。“禾刀，听说你出去搞了几个月，赚了不少的钱，不如今年再出去承包算了。”他笑着对我说。
“那有赚到什么钱，全是别人传讲的，马队长，你不要相信他们瞎说。”说实在的，出来承包大概也赚了六、七百元，这笔钱，在生产队做三年我也赚不到。但别人问我，我只能说刚好赚到承包款，只不过贪图自由一点就是了。要知道，那个年代是绝不能显富的，越穷越没人找你的麻烦，有，也要装穷叫苦。如果你稍富一点，不知那一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顶帽子就会飞到你头上，由你戴着，并变成孙悟空的那个“金箍咒”，只要“唐僧”一念，你就会受不了。
“赚到更多也是你的，别人要也要不了。”马队长又笑着对我说。
“我也想再搞承包，但你却叫停就停，使人一点信心都没有。没有一个计划，乱闯能赚到钱的吗？马队长，你已经做了十多年的队长了，你按排工作，如果事前没计划，能不乱套？你也知道，讨饭要有个饭碗，打工也要一套工具，生意更要讲投入，如果中途叫停就停，我不赔本才怪。”这次不是我提出要求承包，因此尽可能把丑话讲在前面，语气也强硬了一些，假若他们今后随意变卦，到时我进行讨价还价也可以理直气壮。
“如果风声太紧就暂时避避风头，灵活一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这种情况初一、十五常有。你是读书人，这点还想不通吗？你出去承包，碰到问题我们会妥善处理，总之不会亏待你的。”下乡大半年了，我第一次看到马队长表现出如此大的诚意和善意。我了解到，不但队委，还包括一部份社员，他们都希望我出去搞承包，以增多一点生产队的收入。因为除了两、三个月农忙的时间之外，生产队的劳动力已经大大过剩了。
新的一年之后，在余下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又断断续续的与生产队承包，直到“回城”。“风头”紧就退回来，松一点又出去，生产队给尽了“优惠政策”。
                                                                       

☆        ☆        ☆        ☆        ☆        ☆        ☆        ☆        ☆        ☆               
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时候，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形，很多田工，本来三两个人可以完成的，往往要派够十多个人。用社员的话来说，叫“捱日辰”。一年365天，表面上大家天天都有工开，实际上是活受罪。试想，农业季节性是很强的，一年有相当部份的时间属农闲，这段时间本来可以让农民休息或去干其它事情，但照样强迫你要开工，白遭雨淋日晒，这难道还不是活受罪吗？闲适，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农民的这种权利却在这样的一种形式下被彻底的剥夺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这种生产管理模式，在农村竟长达几十年。更为可悲的是，一直被愚弄，被奴役，被剥夺的农民，除了仅仅获得廉价的“政治地位”之外（注：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通过每村评几户地、富来提高），本已一无所有，但他们相当的一部份对统治者却仍然感恩戴德。
记得很小的时候，经常到经农民犁耙平整的田间玩耍，每当看到破土而出带着几片黄色叶子的蕃茨嫩苗，则赶去忙把泥土掘开，那臂膀粗大的滑皮的色泽淡黄显白的“爬头茨”就会显露出来。但没人要。因为那时人们虽不“丰衣”，但还算“足食”。中国经受百年不断兵荒马乱的岁月，赤地千里，放眼荒凉，最终用无数人的生命换来了一个和平环境。当战乱转入和平之初，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无论何人执政，根本无须什么“英明、伟大”，只要当政者稍微有一点以民为本的思想，肯让人民休养生息，制定的政策稍为得当，经济在短期内肯定会有一个飞跃的发展。这是历史早已一再证明了的。战后的日本，西德，还有我国的台湾，已以铁一般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向全世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没几年之后，不够六亿人口的中国就饿死了几千万人。
试想，毛泽东既然敢把陈永贵这样一个只有生产大队管理能力的农村最基层的干部，提拨为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说明他已经把国民经济的建设完完全全当作政治把戏来玩弄了。试想，中国人民能不饿肚子吗？
我读初一的那年暑假，到番禺叔叔处探亲，那个年龄应该说既懂事又不懂事。记得我当时从叔叔家的一个极为简陋的书架上，拿下了当地一本很旧的杂志，看到了里面的一篇文章，虽时隔四十余年，但印象仍特别的深刻。题目忘掉了，发表的具体日期也忘掉了，但主要的内容还能记住。这篇文章是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大作。陈毅原是个儒将，因为他既是一个元帅又很喜欢写诗。这篇文章是他带一个外国（不知是越南还是阿尔巴尔亚，忘了。）的代表团到番禺参观一块蕃茨高产田的时候有感而作的。
文章介绍说：他看到了象房子一样高的田陇，从下而上，人们必须借助很高的梯子才能将蕃苗插种到上面去。用大功率的抽水机定时抽水喷浇。他认为，这种向高空发展的种植技术，不但使种植面积得到了激动人心的拓宽，而且还能够最充分的接受太阳能进行最有效的光合作用。不知道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和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数学方法，竟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他说，按照这种科学种植的方法，单位面积平均产量能成百倍地增加。推而广之，稻谷，还有其它的农作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同样的，完全可以设法达到这样的生产水平，甚至可以夺取更高的产量，“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是毫无疑义的。顺理成章，他由此得出了更为惊人的结论，他说，不要说六亿人口，中国就是100多亿的人口也根本不成问题，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将他们养活，并且一日三顿都吃得饱饱的。
他雄辩滔滔的以想当然作为最充分的论据，愤怒与激情迸发的最后在文章中将外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口论学者狠狠地批了一通：萨氏的人口论，胡说什么没有节制的生育导致人口的过剩必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是毫无根据的！完全站不住脚的！彻头彻尾反动的！！
陈毅元帅的诗集我也浏览了一下，没有记住一句，但这篇奇文却印象尤深，因为它的震憾力太大了，令人过目不忘。现在的人观之，无疑是痴人说梦。然而，陈毅在这篇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对经济建设方面惊人的无知和对人口问题无丝毫的危机意识，却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当时最高领导层的整体性的认识水平。
悲乎！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待续)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29 06:10 编辑 ]

80年代中叶，言论环境比较宽松；我父母、上年纪老乡、战友聚会时聊起地富极其子女遭受惨况，往往叹息不已，其中之一是：母亲不止一次哀叹，她同宗室黄志添的爷爷，批斗时嘴被灌屎吃…..黄先生在惠州河南岸小学当过20年教师、教导主任。他们这些人可能与禾刀先生同龄，当时都是粤北的山野小童，所处村寨比较封闭，尚且知悉如此多暴行，全中国状况如果有真实批斗影像记录给今天的人看，一幕幕摧肝断肠！

第四章(续)

牛石北望，是龙脉起伏不断的莲花山，当地人称之为“斧头石岭”，因主峰巨岩壁立，状如劈山巨斧而得名。莲花山，层峦叠嶂，山高壑深，险峰凌空，气势磅薄；若暴风雨来临，则黑云压顶，乱云飞渡，更是气象万千；如雨后放晴，轻云飘零，飞瀑如练，满眼黛色；待早春严冬，晨曦初现，半山峰顶，一片银霜。
莲花山，从来没有改变过它的雄姿和美态，一直无声无息、无休无止地滋养着繁衍在它山脚下的子民。
据姨妈说，刚解放，迫于生活，她经常和她的一帮姐妹“挑脚”翻越莲花山，她们称之为“走东叶洋”。出发时带的货物主要是盐及一些咸渍海产，换回的主要的是黄糖。她们每次从凌晨三点起程，马不停蹄，到黄昏才能赶到目的地搭宿。第二天赶集将货脱手后再买回所需的货物，休息一个晚上同样在次日凌晨三点起程原路返回。来回一趟前后要花三整天的时间。每走一程，体力就极限消耗一次。
莲花山，充满传奇，据说红白时期，那里是游击队的根据地，经常有游击队员神出鬼没。小时候，隔壁一位曾与姨妈一起“走东叶洋”的阿姨，经常同我们讲述一些有关莲花山的故事。有次，她绘声绘色地向围着她的一堆孩子们讲述她的历险记：天还未亮，借着月色，我们一群挑担着的妇女，翻越莲花山，走到半山，再也走不动了；刚坐下歇息，突然狂风骤起，松树刮得呼啦、呼啦的响；喔——，喔——！一阵令人毛骨耸然、凄厉的叫声由远而近；哇！旁边的一个妇女突然惊叫一声昏倒；我抬头一望，全身发麻，原来是一个全身毛茸茸，足有两人多高，手臂长到脚的野人，正呲牙裂齿对着我们嘻、嘻的笑；我脑袋“嗡”的一响！也失去了知觉……
莲花山，充满了神秘感，让人产生无数的联想，我一直对它怀着无限的敬畏。
然而，这次我却要翻越过莲花山。不是去探险，更不是去旅游。走姨妈曾走过的路，也是为了生存。但不同的是，这次的经历却给我多了一层远不止仅限于谋生的体验和感受。
每年秋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而当时市面上乘的杨梅每斤可以买到三角钱，这可是一般农村一个主要劳动力半天的劳动价值。据“江西”说，翻过莲花山，在崇山峻岭之中，深谷涧旁，有很多野生的杨梅树。“江西”对那一片土地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他的父亲曾在那里打过一段很长时间的零工。
估计有几天放晴的天气，我与“江西”在一天凌晨的三点把肚子填饱后即刻起程。赶到山脚，晨露全把裤腿打湿了，天，正好泛起了鱼肚白。嵯峨的群山展现在我的眼前，变得如此之亲近；晨雾蒙蒙，想象中的峥嵘仍披着神秘的面纱；盘山而上曲曲折折的小径隐没在郁茂的荆草丛中。
花了几个小时，我们登上了小径顶端。站在龙脉之上，脚下数叠重峦，头顶白云冉冉。主峰在侧，凌空飞升，峰顶全为立壁悬崖，可望而不可即，令人深感畏惧。回首穷目，山脚下的村庄似是数片散地的瓦砾，牛石村看不见了，A镇何处也无法分辨了，大地一片苍茫。山径只容一个人过往，很多陡的路段，不知是何时砌上了石阶，石阶乌黑，除了踏脚的地方，全上了苍苔。我们走了将近大半天，只在半山先后迎面碰上俩对行人，男的，大家侧身径旁让路而过，双方各自几次回望，疑是天上来客。有惊无险的是，有两次差点踩中了毒蛇，一条是难于觉察的很小的青竹蛇，经江西提醒我才看清，另一条是比锄柄稍小的黑白相间的“背基甲”，我们走近，它们仍一丝不动的盘缩在路中心。青竹蛇给江西打死了，“背基甲”江西想抓却很快给溜了。下坡的时候，轻快得多了，走到半山，一边是厚重峭壁，另一边是幽深山谷。山谷古松横枝，彬木高拨，最令我感到无比惊奇的，竟有丝丝簿纱似的白云缭绕其间。临近山脚，就一直沿着曲溪走，溪底全是光滑无比的鹅卵石和晶体般的沙子。沿着陡度越来越小的山径，杂树葱绿，修竹滴翠，澈流响泉，鸟语花香。一路美景尽收，恍若人间仙境。大自然，祖国的山水，原来是这样的美，令人驻足留连，令人忘我陶醉。
约下午三点，我们到了留宿的目的地。未进村，远远就听到“汪！汪！”的狗吠声了。村旁有两个稚童胆怯地用非常陌生的眼神望着我们，看似姐弟俩，正在放牧，一大一小的两头黄牛在他们附近恣蔓的草地上啃草，慢悠悠的，尾巴不时扫拂着。这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落。村子里散散落落有数间简陋的泥砖瓦房，过半的是茅屋。有几间茅屋柴门未掩，洞开着。草舍竹篱，板桥流水，苍松古藤掩映其间，几缕枭烟冒出林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我恍若隔世，疑是时间倒流，疲劳顿消。我想起了鲁迅《祝福》的卫家山和贺家奥——与牛石相比，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村。生态如此之原始古朴，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验到的。
山民与村子一样纯朴，无比热情好客。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阿伯。
晚上，在油灯下，我与阿伯对坐清谈——                                       
“烦扰你们了。”我说。
“那里，那里。照顾不周是真。想要请你们来都请不到啊！”阿伯满面真诚。
“我很早就听说，你们这里盛产杨梅。”
“附近山坳的早被村民一扫而空了，现在只在深山处才有。那里除了又高又大的杨梅树之外，‘芒婆’比稻田里的稻禾还要密，且有两个人这么高，走进去很容易迷方向。你们明天早点起床，不要太迟回来，中午后就要赶回来。那里经常有野猪出没，可能会碰着，要特别小心。”
“感谢关心，我们会小心的。‘江西’是山里来，山里去的人，我是以他做‘胆’的，有他做伴，我什么都不怕。这里这么多野猪吗？有没有老虎？”
“我们这里野猪可多了，我们种的农作物都给糟踏了，特别是蕃薯，有时给搞到一点收成都没有。老虎，我倒没听说有人见过，但听上一辈说，这一带山岭也曾出现过老虎。”
“我听人说，以前有游击队经常在这一带地方活动，你有见过游击队吗？”
“有。也不很经常来。”他猛吸了几口水烟，停了一会又说。“我们村子太穷，没有一块象样的地。田没巴掌大，东一块，西一块。你们来的时候应该看到了吧？”
“是呀，最大的可能没有和牛石村最小的这么大。”
“我们村主要的是旱地，靠种些草烟、木茨之类的耐旱作物。也种些少蕃薯，但蕃薯长尽也没小孩子胳臂大。靠山吃山，有时砍担柴，搞几条木彬出去卖，平日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解放前也是这样的么？”
“当然是。”
“那么，你们村子七、八户人家全部都是贫下中农了？”
“不！有两户成份不好的，一户是地主，另一户是富农。”
“这么穷的地方，怎么会还有地主和富农的呢？”
“那户地主与我是有亲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会把他评为地主。解放前后，他照样穷得要命。也可能他靠自己开荒，比别人多了两块地吧。其实，我们村子的地全给他一个也没用，一年到头来能生产出多少东西？他这个地主当得够窝囊。”
“平时，你们对那两户地、富怎么样？比如，有没有斗争过他们。”
“怎么斗？我们才几户人家，离圩镇这么远，山高路遥，万一有急事，找谁？靠谁？上头有时来人，总叫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线，怎么划？让我们见面连话都不要说，是不是？上头那些人来一阵子拍拍屁股就一走了之。我们有病有痛，没饭吃，谁来关心我们？他们连个影都看不见。”借助微弱的灯光，我看到了阿伯那历尽了大山风霜的脸，露出了一种非常不屑、鄙视的神色。
“是啊！‘远亲不如近邻’，朝歹相见，大家应和睦相处。你们村子年轻力壮的男人没几个，半夜三更，万一有意外急事，应鱼帮鱼，水帮水。”我顺着阿伯的话附和着，而这种附和，是发自我的内心的。
山高皇帝远，果其不然。毛泽东不让人们有一天安宁日子的斗争哲学，在这个完全溶入于大自然之中、世外桃源式的小山村里，似乎很难掀起恶浪。这也许是一个我恰巧遇到的特殊的例子吧。
“唧，唧，唧……”不知是什么鸟的声音，传入屋里，非常的清脆，非常的悦耳。啊！该休息了，明天我们还要赶早呢。
深山里的夜，四野空旷、清幽、静谧；皎月早挂枝头，清光透过树间在地上投下斑斓的阴影，小山村仍闪烁着几点灯光；偶闻犬声，更觉安宁。(待续)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30 17:45 编辑 ]

[quote]原帖由 西沙群岛 于 2008-8-26 20:27 发表
　《开放》杂志在今年三月号上，岳赛先生的文章谈到陶铸在广东搞土改“村村流血，户户斗争”，每县平均死五千人，决不是夸大。
　 　 　　纽约不少广东籍华人，每谈起陶铸主持广东土改时这一苛政，到今天还谈虎色变。当年这苛政遗下的一宗宗惨案，亲见亲闻的人，到今仍记得清楚。曾在大陆公开发行的名叫《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作者杨立（前广东省副省长）有部份章节涉及到五十年代初广东土改的血腥真相，值得一读。
　 　久离“是非”之地，今见二位高人史文，答句嘴 ；　　
《开放》杂志http://www.open.com.hk/  。国内两O运会其间，日开夜闭。曾于省城星级酒店打开网站。
今期妙文：[做鬼不做X國鬼]
。。。。X國鬼世界特別可怖，且不說歷代至今有高達數以億計的「非正常死亡」，X國文化中特有的如「以死相逼」、「以死要脅」、「死諫」、「以死逼婚」、「以死來控訴」、「以死明志」，，，他[她]们
死後極有可能會變成令人十分討厭的冤鬼或厲鬼。這樣的鬼，人怕，鬼更怕！！所以X國人大都厭惡住在墳場附近，寧願在街頭露宿也不肯入住曾發生命案的凶宅。在香港，有近千個無人問津的凶宅，市價暴跌
  人生在世的時間最多是一百年左右吧，無論怎樣苦，怎樣被奴役、被凌辱，還是有個盡頭的，但人死後在靈界的時間會有多長，誰都不會知道，這是不可知的。要是走到陰間依然置身在X國鬼的世界，又碰到“四人帮”
。。。

(续上)
杨梅，特别是熟透的杨梅，指头大，紫红色，刚摘下来色泽鲜美，酸甜可口，但经过一天的时间，表面就会出水，并因此而变得坑坑糊糊，且颜色转为灰暗，口感淡而无味。那些未熟色青的杨梅，入口则奇酸无比，是没人要的。我们摘下的基本是那些熟透的杨梅，以及一小部份即将成熟的粉红色的杨梅。因此，能否卖到价钱，关键在于能否及时推销。一般要到海边的圩镇，才能卖到最好价钱，因为那里的人远离山区，他们也许对来自于山区的“特产”，情有独钟吧。
第二天，根据阿伯的指点，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
.经过大半天的跋涉，付出了不知多少的汗水，我们摘到了大约60斤杨梅，赶回村子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我们必须即刻起程赶回去！如果待到明天，就要后天才能赶集，那我们这两天就白辛苦了。” 江西望了望我，似在征求我的意见。
“那我们没下山不就天黑了吗？”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我们是来游山玩水的，那就明天才回去吧。”江西看了我一眼，似笑非笑。他的眼神分明在说：你真是个胆小鬼。
“如果我们拼命赶，能在天黑之前转到山脚吗？”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我们几乎空手而来，除去途中休息的时间，也要攀爬近七、八个小时才能翻越。何况我们现在负重在身，并已近下午三点了。
“今晚的月色肯定不错，肯定比昨晚更明亮。我这里还有一支电筒，里面三节电池是新的，备有三个“电胆”（小灯泡），怕什么。”江西说得倒轻松。他毕竟从小在山村长大，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他不但不惧怕山，而且对于山上的一切，似乎怀有一种深厚、特殊的感情。甚至只有在深山老林中，才能突显出他应有的价值。
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要走，不能再迟疑！我们决定马上赶路。我们各人手中有支扁担，江西还有一把削竹如泥、足有一尺多长、齐头的竹篾刀。一般的意外，我们是可以对付的。这些，我们在上山之前早都有心理准备了。
与来的时候不同，回程沿山美景在心中变了样：山谷变得阴森可怖；两旁浓密的奇花异草，成林的杂树修竹，令我提心吊胆，生怕突然从中钻出条毒蛇或猛兽；孤鸟归窠，百啭催人愁；树梢抹上了金黄色，无限夕照，更令我担心黑暗的来临。
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不时袭上心头，一路似乎危机四伏。
约60斤的杨梅，分成两担，江西30多斤，我20多斤。我走在前，江西压后，行军般的速度，坡度稍低，我们简直在挑着跑。未到半山，江西就受不住了，而我反而一点疲倦的感觉也没有，因为我只有一个念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山脚，把一切可能遇到的危险都彻底甩掉！人，当恐惧感占据着心头之时，辛苦倒反一点不觉了。我们两个对调了担子，重的给我。然而，江西仍是跟不上来。后来，我干脆让江西再倒过约十斤的杨梅给我，我的担子一下加到了40多斤，他才气喘吁吁的，跟在我的后头。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原来有这么大的力气。那时，江西二十六、七岁，比我才大几岁，正值年轻力壮。我与他一起打了半年的山工，在体力上，从来都是以他为主的，这点他是从不会计较的，而这次却反过来以我为主了。可见，人的潜力一旦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而被激发时，其迸发出来的力量连你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们转到山脚下，大概还不到晚上九点吧，因为附近不远处的村子仍有点点灯火隐现。我们找到了一块稍平整的草地，尽管上满了露珠，但我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御下担子即倒下贴地而息，象是泄了气的皮球，一动都不想动了。而江西瘫倒在地之后似乎还在喘气，他告诉我，连话都不想多说一句了，他说最好在那里美美地睡上一觉——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那里休息了很久，估计足有一个多小时，因为脚象灌了铅似的，想挪也挪不动。我们几乎把所有力气都用完了，我的估计，同样翻越这座山，路途同样的崎岖艰险，但这次比昨天白天的翻越，起码缩短将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要忘了，我们的肩膀还挑着一担的杨梅呢。

我仰面躺着，凝望着深邃的天空。繁星闪着寒光，银盘似的明月已掠过主峰，偶尔横过几片云影；晚风夹带着寒露，一阵又一阵的轻轻地吹拂着；“斧头石岭”的轮廓，蒙胧可辨，山野一片凄清，萧索而空灵。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园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轻轻地吟着。苏东坡中秋叹月，留给后人的这一千古绝唱，词境廓大，透析人生哲理，明白如话，朗朗上口，妇孺皆知。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只能欣赏之，却无以超越之。
“已行九十复何难。”越接近牛石村越感到疲乏，几乎一步三歇。敲开家门，已是凌晨一点，连母亲见到我们，都大吃一惊。她连忙帮我俩烧水、做饭，因为早上5点，我们又要到20多公里外的海边去赶集了。(待续)

繁华落尽，甘苦自知，风物宜长放眼量。

据一个十多年前已退休的老同事说，他村土改斗地主，一个村民竟众目睽睽之下，从内裤里拨下一撮阴毛硬塞进被斗的地主嘴里，那地主本能地吐了出来，即遭几个“积极分子”围着拳打脚踢，阴毛重新又被从地上捡起连泥土一起往他的嘴里硬塞进去。他说，当时看了很恶心！当时的面场几十年一直在他的脑海清清晰晰，永远也忘不了。

好久未见生肖友别具一格的帖子了。
据说阴槽地府的阎王殿有十个阎王，各司其职。有的掌管生死簿，决定人寿命长短的；有的负责断冤假错案，洗雪沉冤的；有的负责惩罚作恶多端的，最严厉的惩治是将为恶最甚者打入十八层地狱；把最后一关的阎王负责轮回转世，投胎前要让你喝“迷昏汤”，彻底忘掉前情世事。他们个个的权力都很大，并很清廉，铁面无私，贿赂无门。比如掌管生死簿的，“万岁爷”照样和一般人一样不给予特殊照顾，到时就把你的名字勾掉，打入另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阳间害人害物的，一般都被贬为猪狗毛虫之类转世。
“四人帮”到了阴间之后，能捞到个打杂的小鬼差事就不错了。至于“万岁爷”，很可能按排较高的职务，但象在阳间操生死予夺大权的这类重要的职务不一定能轮到他。因为不比阳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几十年光景。那里积压了数千年的厉鬼，竞争者众。仅同代资格相当的就有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等诸多有力竞争者。
所以，在×国曾获得“牛鬼蛇神”称号的，尽管放心，即使冤家路窄，到阴间后也无患碰上“四人帮”。“万岁爷”也不可能再一言九鼎，威风八面，甚至是否会被打入十八地狱也未可知数呢！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8-31 17:57 编辑 ]

上文原没写完，无意间点了发送键，刚考有事忙没改篇。
先生解言明白！最怕遇著曾经在历次大运动中横遭扫荡的“蛇神牛鬼”，彼等饱读诗书，冤气冲天，到处寻仇！吾等小鬼文斗不过，武斗不及，恐遭鱼池之殃。好在先生说又 那里的警察牛头马面亚蛇[SIR]不受贿赂，二三十年之后，可放心上路了。
  先时，京师盛典，万千男女披挂成兵。 方圆布阵，演五千载传阴阳之秘；齐呼和谐，扬七色幡播儒道之精。奥运百年第一盛典，万国列强汗颜难容。中土威仪憾天，盛世名响动地-----乃开放网络，万维网神州可读，举世朝野赞中华！

旧地如今也无花， 唯见垃圾满河汊。
流莺本应花前舞， 却藏枯枝待昏鸦。

昏鸦无情凭来去，
旧地败草衰寒沙。
流莺有恨花前舞，
落花失语艳冤家。

西子文林，雅士有低吟之唱，髦宿有慷慨之音；老树以芳草显高古，新枝伴藤蔓而长生，各适其适---如此则天和地谐，盛于兹而渐也。无它：狂生须有饮酒处，昏青有地小嘶鸣。

昏鸦无情流莺恨，
枯枝泽润解饥餐。
残花败柳谁人问？
朱门艳装塞满间。

读了禾刀兄的大作，不由回忆起文革曾经恐怖的岁月，那惊人的一幕幕，情殇、民殇、国殇......唉！不堪回首，和泪叙怀。

     殇忆
      一
那年那月那形势，
无理无道无真情。
喇叭一声呼勒令，
可怜无数惊魂人。
游街示众辱格事，
残酷斗争伤众生。
几多善良含怨去，
呼天抢地谁问津？！

      二
无情妄灾陡降临，
暴风骤雨摧魂灵。
少年粉碎童真梦，
合家断肠涕泪泠。
公道不公谁人错，
迷途复迷何方行。
待到云开妖雾散，
百姓欢呼庆重生。

[ 本帖最后由 鹅城牧翁 于 2008-9-3 12:16 编辑 ]

（续）                       
在牛石近三年的时间里，约有半年左右，山里来，山里去。在这段时间里，江西成了我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关于这段经历，我在《打山工》的一文中有所记述——
“谋生之路几艰险，一次烧炭山上过夜，任凭恶蚊叮咬都不醒的我突被江西猛拉起来，‘哼呵！哼呵！’一条黑影粗声粗气由远至近。我浑身毛骨悚然，心头一阵揪紧，忙抓起柴刀。‘不用怕！那是野猪。只要没受到伤害，是不会袭击我们的。’他轻声地告诉我。果然，野猪并没理会我们，很快就消失在黑夜中。然而，我却吓出周身冷汗，直到天亮也无法入睡……。江西告诉我，野猪并不可怕，最可怕是毒蛇，无声无息，一不小心踩上就很可能被咬着。他告诫，晚上在野外走，最好赤脚，万一踩上毒蛇能及时反应过来。
烧炭关键的程序是把握封窑的时间，否则将前功尽弃，辛苦挖掘的树头不是变成灰就是烧不透。因此夜半未归是经常事。开始我很怕天黑，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在山上，将水衣铺在稍平坦的地方，即可席地而息。江西时不时在哼着轻快的客家小调，间中还向我讲述虽粗俗但却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江西固然有很多缺点，但却有着城里人没有的、甚至是不可能有的美好的品格。他毫无市侩气，直爽，甚至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奸狡，对他而言是一辈也学不到的——我不知道这是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也许，这正是他至今还如此潦倒不堪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但不管怎样，对于他，我一直是心存好感的。
……
还有一个关于江西的故事。
记得一次，江西不知从那里弄来四、五条手指粗的高丽参，回到村子后即逢人展示，结果惹来一场风波。
高丽参是名贵的药材，江西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这谁都知道。这么名贵的药材，很多比他“富有”的贫下中农连见都未见过，更不要说用来“补身子”。因此，可以初步断定——来路不明。“江西有几条高丽参”的消息很快不径而走，一下子就传到了大队干部的耳朵，大队干部又马上向公社有关部门汇报。这可是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啊！公社卫生院院长闻迅马上赶来大队，传迅江西。因为这个卫生院院长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这远不仅仅是个来路不明的问题，最主要的，这是一个非法买卖、投机倒把名贵药材的问题，甚至很可能有更狡猾的阶级敌人在幕后操纵的问题。
最不幸的，连我也被牵涉进去了。
“有人举报，江西平时与你的关系很好，江西的高丽参从哪里来的？你应该清楚吧。还有人告发，你帮他推销。”一个晚上的九点多钟，我被叫到生产大队部，公社卫生院院长和一位大队的干部坐在那里。
“我与江西的关系不错是真；但高丽参从哪里来，他没具体告诉我；谁说我帮他推销的？根本没这回事。”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既然与江西经常在一起，那么，江西买卖高丽参，你一点都不清楚吗？”院长发问。
“一点也不清楚。”
“你是读书人，你知道党的政策。”又是院长发话。
“院长，连高丽参真假我都无法判断，价钱多少我一点也不清楚，你想叫我怎么讲？” 我当然听出院长的弦外之音——“道路有两条，摆在面前任你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文革中所有“牛鬼蛇神”再熟悉不过的顺口溜了。
“好吧，等你回去想清楚之后，写份详尽的书面检讨，要老实交代你和江西的关系。”仍是院长发话。
晚上十点有多了，我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大队部，顶着寒风，独自踏着清冷的月色，从大路赶回家。我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荒谬，荒谬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想，他们——院长、大队干部等，本来全是正常的人，为什么变得如此荒唐可笑，大不了，也不就是那几根手指粗大的高丽参，这算得了什么呢？又不是金条，为何如此郑重其事，如临大敌？难道没其它的事更值得他们注意的吗？他们有限的生命，所有的人生价值全都体现在这里吗？
过了两天，我交了一份书面材料给大队书记，基本上是关于下乡后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至于说到我和江西的关系，我说他是个贫下中农，我和他接触，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个具体的过程。关于高丽参问题我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知道。
后来，秀英告诉我，大队书记有次因事到她家里找她的叔子，与她家长里短的谈话中，涉及到我的那份“检讨”，他连连几次叹惜道：“我从来没有看过文笔这么好的，是个大学生的料子，可惜。”
大队，以及公社的有关人员，经过数日深入的调查之后，问题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江西的高丽参几经蒸煮，早已没有任何药用的价值了。
同时，也搞清楚了，大队，乃至公社的的有关负责人，对这个本来不是事的事，之所以如此重视，不是完全出于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而是因为当时在牛石村驻队的一位长得象猴精儿一样的公社卫生院干部，阶级斗争的觉悟特别的高，并求功心切，在上报的时候，捕风捉影，远远把问题夸大到完全背离了事实。啊！他经常走东家窜西家，原来是为了掌握“敌情”。
“怪吾知（客家人口头语，意即原来如此。）江西‘身尸萝卜皮’（身世低微，一文不名。）看他猴象，如果高丽参是真的，还有用的，怎么有可能会落到他的手里的！”
当村民获知“破案”结果之后，也全都恍然大悟了。（待续）

（续）
        一九七一年春天，父亲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父亲很早就患有严重的的哮喘病，自五十年代后期因历史问题离队之后，长期以来不是挨批斗，就是被监禁，身心备受摧残，病情只有不断加重，那有可能谈得上有效的治疗。他回来后不久就一病不起，大部份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或在桌和墙构成的直角的位置上，背靠着墙长时间一动不动的双臂抱着屈膝蜷缩着，有时把单薄的被子拉上盖过膝盖，只是间或下地走走。父亲在余下半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艰难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
……
“前几年，我想过自尽，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了，一了百了。活一天，多受罪一天，这样做人有何意思呢？”一个晚上，夜很深了，父亲告诉我，他有些话要跟我说。他仍是那个老姿势：背靠在墙上，双膝屈起，而右手的胳臂搁靠在桌子的边沿上方。我靠着桌沿坐在他在斜对面。
“但我觉得你兄妹俩年纪尚小，尤其你的妹妹，还不懂事，不懂人世间的冷暖，因此总不忍离去。”他的语气非常的冷静。“现在你长大了，你妹妹也慢慢懂事了，我这付身体，再捱下去，我觉得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必要了。”
“爸爸，难道你有自尽的念头吗？”我很吃惊，因为我第一次从他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
“不。我不会再拖累你们母子的。如果我自尽，他们会说我畏罪自杀，日后在政治上对你们母子会雪上加霜。他们会由此而认为你们兄妹对共产党必然怀有深仇大恨，如果他们一旦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