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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这是几年前一个曾在中国任大使的德国外交官，接受采访当被问到对中国的整体印象时所说的话。
这个对中国现状概括性极高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这是专制制度建立之后，统治者在农村长期实行错误的政策以及为维护城里一部份人的利益而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强权掠夺的结果。
牛石村——这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落，在中国何止一个？！试想，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沿海地区的农村尚且如此，内地的，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村，其艰难状况便可想而知。那里甚至连饮水都有困难的农村也为数不少。至于象河南上蔡村这样的艾滋村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毛领导的革命，可谓撼天动地。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些革命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农民的命运究竟因此而有何改变？农民，名义上是仅次于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而实际上却早已沦为了二等公民，再苦也没有农民苦。那个年代，不要说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只要你有个城镇户口，有一份才21斤配额的居民口粮，即使长相象个武大郎，甚至傻头傻脑，成天流鼻涕的，也能讨个如花似玉的农村姑娘做妻子。这些女孩子为了逃避农村，宁可牺牲掉自己终生的幸福。
开放改革后，农民不再是土地的奴隶，然而，有本事的人都一个个走了，“人才严重流失”，留下的基本是老弱病残者，农村又怎能有不衰败之理？
我有时去农村走走，总觉得农村是中国永远的痛。破败的房子，恶劣的卫生环境，农民木然的表情，恰与环护的美丽的大自然形成强烈的反差。据《文摘报》23/11/06第一版的一篇文章载：黑龙江一人大代表去年对全国72个行政村的10401名农村老人做了一次调查，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50元。93%的人一年添不上一件新衣，69%的人没有替换衣服，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院的占86%。
我有时在想：如果没有毛主席，是否正如伟大的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人民现在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如果中国没有经历了那些以牺牲大量无辜为代价的革命，牛石村，类似牛石村的中国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村，以及曾在或还在这些农村生活的数以亿计的农民，是否永远都是处于万劫不复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
答案是不言而谕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所搞的那一套，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自始至终都是失败的。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也违背了他老祖宗的教导。因为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制度，决不是由所谓的“人民的意志”决定的，更不是由某个领袖人物头脑突然发热来决的。我国的资产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受制于外来入侵的资本，从未碰到过良好的发展机遇，更谈不上全部的发挥。“我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刘少奇)。如果马克思以上这个著名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那么，除非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为落后的社会形态，否则在我国要跳过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而强行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显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只要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用来治国的那一套，为什么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了。我国以付出了几代人的惨烈牺牲为代价，终于赢来了开放改革的春天。所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的一种策略上的提法，姓“资”姓“社”的争论早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象这类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人们早已厌恶了，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随着开放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国营企业一亏再亏，纷纷倒闭。这说明了它在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难于生存或根本就无法生存的。因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原属“全民所有”的国营单位，它们的生存条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或者说，是对全体人民进行窒息性控制所换取的。例如，开放改革前，农民长期被死死地捆绑在农村，动弹不得。他们以血汗换来的粮食、棉油等农产品，以“牌价”给国家收购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支援城市，支援工业，而他们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所谓的“牌价”，实际上就是仅能与成本持平或不计劳动力成本的一种最低廉的价格，比如由粮站收购的余粮，价格比当时所谓的“黑市”要低几倍。
“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说明了开放改革的路子对的。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能将早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我国的城市发展建设成为接近欧洲城市一样的水平，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最了起的一个人间奇迹。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的农民，为国家的工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几十年。”这算是代表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农民讲了一句良心话了。（待续）

后记
酸甜咸苦辣，
五味品人生。
他日作尘泥，
梦断水长东。

近年来，不时有与惠阳高级中学的老同学聚谈，其间林枫同学送给我一本他个人的新著作——《笑说那段人生》。看后颇有感触，文笔虽不是出自于名家，但却让人耳目一新。这本书给我最突出的一个印象——真。
文章如果离开了真字，纵然文彩飞扬，或出于名家手笔，至多也不过是在玩弄文字的游戏罢了。若有意歪曲事实，制造历史迷雾，以趋炎付势，甚至助纣为虐，则必为人诟。君不见，真实的历史，往往是由敢于说真话的人来再现的。孔子曰：礼失求诸野。孔子所指的“礼”，是指周礼，现可否意解为传统美好的东西？比如，人们常挂在口中的真、善、美，该为大家认同的普世价值吧？然而，这些传统美好的东西，现今也大概只遗存于一般的村野草根之中了。
“人民”，这个神圣的字眼，历来被政治家或政客们时而玩弄得光芒四射，光彩夺目；时而被亵渎得不成模样，眼歪鼻斜。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真正的动力。”被毛泽东发动“人民”打倒的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而他们也曾有过很好的合作，说丑一点即狼狈为奸，共同借助“人民”的力量，对“阶级敌人”（这些人如果当时在大陆之外谋生，一般则被称之为血浓于水的同胞。）残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几十年——这些“阶级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毛泽东定义为“人民”，之后，统统就成了“人民”的敌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无论老的，新的“阶级敌人”，根据形势的需要又都一律转化为 “人民”了。（死了的可以‘平反’或‘恢复名誉’或‘追认’什么）。问题的最关键点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的矛盾”一一成为专政的对象。 而变化之大者，莫过于他们的子女——这些原本被认为本质是“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对象，也可以当兵，拿起“枪杆子”了。与红军时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同的，只差一个体检的程序就是了。
我想，“人民”在这帮人心目中真实的概念，也许就是可以随意摆布的愚民吧。历史在告诉我们，正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以亿计的愚民，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
其实，有关“人民”的“论述”，只有袁世凯才讲了真话。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人民”，他只看到过张三、李四，你、我、他。
一次，林枫同学对我说：你应该写点东西，我相信你能写出点东西，作为个人的生活方式，日后退休闲来无事，亦可借以打发时间，聊作精神寄托。他说，我们这代人经历奇特，现在既不为名，亦不为利，说不定能写出对社会有一点价值的东西。
听之言，我觉得，他年轻时代所形成的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历史感，近花甲之年仍未消磨殆尽，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已任”的观念仍残存脑海，实在中毒太深矣！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认为自己根本就不是从事写作的料，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有编故事的能力，凭空想象最是我的弱项。然而，闲来无事，亦可聊作精神寄托，这话说得倒非常在理。恰逢暑假，于是我按起电脑的键盘，按着，按着，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只用了一个月稍多的时间，竟洋洋洒洒按出了八万有余的文字，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只不过是把我想要说的话写出来而已。
我只不过是把我想要说的话写出来而已。行文之时，想到什么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将真实感受和想法坦露，根本没有考虑到读者可能的感受，更无暇顾及布局谋篇，语法修辞，文体类别。因此，当收笔完篇，从头审视，不免自觉章法错乱，且亦不知此文该归何种体裁。小说显然不象，回忆纪实么，又不似，因为议论成份太多；每一段落，或似记叙，或似散文，或似随感，或似论文，连而不贯，贯而不畅；而每章的终结，则可完全独立成篇游离置外。
然而，不管怎样，我总觉得，形式终归为形式，它应完全服务于内容。形式唯一的作用，应体现在更有助于所要表达的内容，而不应对内容的表达起到有任何束缚的作用。
有个朋友对我说，你似乎企图通过本文，发泄几十年来的积怨和愤恨，文中有些观点我不太赞成。我说， 完全赞成倒觉奇怪，每个人都应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思想感情，绝无定要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同的想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如果你有耐心把这篇文章从头至尾看完，那么，起码可以说明我所花的心血没有白费了。
今日中国在政治上所取得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人们真正有了言论上的自由。这是划时代的，毛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封建独裁与专制的政权在中国已永远成为历史。数年前，我曾在《岁月留痕》中写道：“被亵渎的历史终于甩掉了沉重的脚镣，跨越了难忘的1976年，需要或由枭雄主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受几千年皇权思想奴役和愚弄的中国人民开始真正觉醒，有了说话的权利，并尝试用那饱含血泪的笔，书写自己的历史。”
人类共同的感情是什么？是痛苦。无论何人，无论有多么辉煌的过去和现在，谁都无法回避生老病死的人生规律，或迟或早要备尝来自于外界和自身原因的痛苦的滋味。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境遇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黄金的年华，充满活力的青春，全都毫无意义地白白的被消耗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的事呢？我们被愚骗，被抛弃，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痛苦中挣扎着求生存。我们这一代人，无一不都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折射出那个已过去了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类似痛苦体验的特殊年代。”
美国有位历史学家说：“人对过去的关怀实际上反射出他们对今天、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而且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是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重要属性。没有记忆就没有文明。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来自于最底层生活的真实的记录，往往可能更有助于人们重拾历史的记忆。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写点东西，即使明知登不得“大雅之堂”，也要为之一试。（结束）
                                                                        2006年8月完稿于惠州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10-13 19:06 编辑 ]

禾刀同学其人其文

   关于禾刀同学其人其文，我曾写了<秋字韵赠禾刀同学三首>来概述：

      风雨如磐六十秋， 艰难跋涉意何求。
      眼比星月心比镜， 奈何半生不自由。

      一支铁笔写春秋， 读君文章涕泪流。
      莫谓书生空议论， 几回掩卷思悠悠。

      怅望西风天已秋， 回首往事岁月稠。
      菊花未谢梅已绽， 正待黄昏与君游。
   
   我历来强调文格与人格的一致性。德国波恩大学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最近批评余秋雨"世界观有问题"及"他不敢面对现实"，正是指出余秋雨文格与人格的缺失。禾刀同学就不同了。他的人格与文格紧密结合，最明显、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写实事、讲真话、吐真情。
   40多年前禾刀是一个聪明、勤奋、诚实、热情的优秀青年，是一个遵守纪律、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由于其父1949年以前曾在旧政府里做过职员，同时也由于他平时敢于为维护人性和坚持正义而发表不同意见，因而在文革中他先后受到压制、打击和迫害。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一场浩大激烈的群众运动，一个庞大的专政机器，竟用来对付一个年仅18、孜孜向学的中学生！

[ 本帖最后由 枫林居士 于 2008-10-13 23:39 编辑 ]

<我曾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两年前我已阅读了，读时几回掩卷沉思。
   一个处于青春年华，正待奋发向上的青年被无端剥夺求学深造的权利，被驱赶到那片土地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人权何在？公平正义何在？世间天理何在？
   那片土地并不坏；那片土地上的农民多是好人。坏的是那个时代，劣的是那个制度。
  然而现在有人企图淡化那段历史，企图让人民忘记那段历史。
  我和禾刀都非常重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享利-斯蒂尔-康马杰的一段话----
   “人对过去的关怀实际上反射出他们对今天、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而且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是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重要属性。没有记忆就没有文明。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
   我和禾刀同学的共识共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而回忆过去，重拾历史；为了恢复、发展中国人的文明和人性而挥笔墨、尽微诚。
   我经常吟唱一支自制散曲以遣怀，谨录于下以应照禾刀此文：
   双燕逐东风，群鹳绕古榕。凭栏抬眼，多了高楼大厦，少了好汉英雄。  岁月无情，聚散匆匆；是非有度，知与谁同？卷一片树叶，吹几声过时音节；撕几缕云采，敷一幅昔日颜容。  莫唏嘘，人生已老天未老。回眸处，依旧是青山隐隐，绿水蒙蒙。

[ 本帖最后由 枫林居士 于 2008-10-13 23:38 编辑 ]

谢谢！使我找到了罪恶的根源！

鲁迅说过：不讲真话，不吐真情的文学，严格地说，不应称为文学。
我以前本来很喜欢某些文人的文字，但后来发现是为了某种目的用来骗人的时候，就变得很卑视这类的文字了。余秋雨后期的表现实在是令某些喜欢他文字的人感到失望，我就是其中一个。

俱往矣，还看今朝。

[quote]原帖由 西沙群岛 于 2008-8-26 20:27 发表
陶铸广东土改搞村村见血
......
　 [这是陶铸的报应，后来政治斗争不知多少杀人者及其家属死于非命]


何止一个陶铸！那个年代（包括往后的岁月）有多少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革命家''犯下了带''血''的罪行？！
随着岁月的尘封以及红色主旋律的震耳欲聋，人们淡忘了......。唯一可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那血染的''风彩''！！！

老师以前在课堂上讲课讲得好，没想到文章更好，真高人不露相啊！学生会认真拜读。

天朝翰林太学士数百，默默寂寂者多，庸庸碌碌辈繁，营营苟苟者少。其中若幹，难忍利禄之引，窃望黄门垂青。奉承有司之語，食身昔日之言﹐取悦權貴之姿﹐忘己惜日之態﹗其言也誑﹐其人也媲。

不能全怪余秋雨,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价段的文学风气出了逆变.

我见过好几个文学大家,他们写作全是为了钱,为了发财,为了出名,不是真正为了文学而写作!

故而他们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而拟定自己的写作方向.追潮流嘛!呼应时代的需求,坚决跟着党的号召走.

何止余秋雨一个人如此,许多人都是如此,

现代的文学跟古代文学最大的区别就是,

古代的文学大家大多数都是死了后才出名,死后数余年,.他的作品方才香味百出

而现在的文人全是有生之年出尽风头,死后作品如石沉海,悄无声息!

引用:
原帖由 枫林居士 于 2008-10-13 23:34 发表
   那片土地并不坏；那片土地上的农民多是好人。坏的是那个时代，劣的是那个制度。
----------余某人乃天朝瀚林院文学士，纵其人笔如剑，文如戈，亦只能伤人灵性，成文士笑谈焉，无伤大雅者。
余观夷旧闻纸。有瀚林院应用科学士姓高名銀相者，官拜科学院高级工程师、廊坊副县长，于三年前有惊天地之盖世发明：
“有机氮及催化劑合成的高蛋白精料，作為畜禽高蛋白飼料添加劑補充                                  发明編號:TIPS/T9000942/AGR/TEO　A17         
中国科院研究生院應用技術研究所
　技術合作轉讓費1萬元，函授費5000 元。負責培訓1－2名技術人員，長期咨詢服務。　
　　 　　地址:北京市玉泉路19號（甲）　　 　　
　　 　　郵編:100039　　 　　
　　 　　聯系人:高銀相
　　 　　　　 　　電話010)68286281 68155447　　傳真010)68210501
-此君之论文据称无英文本，故四夷不解其真，不明其博。惟天朝独领其情，奶农信其精祸致今日，工厂蒙其毒误众苍生---此君为财而遭千夫所指，难辞其究矣。

不肖生少时，喜听长辈谈天论史，尝闻古名将韩信，曾受侉下之蓐，后为萧何识，佐刘邦灭项羽建大汉数百年基业，成史之名典者。
  话说本世纪初之殴罗巴洲，多江浙天朝移民。不肖生尝见阿平宁半岛，有国名义大利者，其南部海港那不泐斯城[Naples]，万计温州同胞流迁于此。或为小贩，或为苦力；或生计小成而劳心，或事业大就而发迹，自成一国，布衣商贩，各适其适。
  今有时文报导，温州杨姓书记旅殴洲法兰西而不归，一时坊间哄传，未己江湖哗笑。
  夫“书记”者，乃D之首领导人称谓，盖民不可一日无主，官不可一日无领。有司乃以昔萧何“月夜追韩信”妙计行之。派使者三，怀锦囊越大洋而追书记焉。抵法京，出锦囊一，欲与书记晤谈，书记隐于市；出锦囊二，游说侨领诱其出，彼苑回避；行锦囊三，曰：三人行，此一游后飞返中土也。
   昔者，萧何月下追韩信，乃韩信大才，不追难成霸业也。今之杨书记，大才乎？余不得而知之。但闻伟人曾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之千古名言。禾刀君“571”文己阐述此句之出处者。
   由是以观之，追书记乃徒费公帑耳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乃无可奈何之事，如锥立囊中，不失其锐，雨云蔽日，无篡日明，吾辈笑谈可也。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她去吧！”实乃千古之名句也！既然铁了心，要走就让她走吧！惜乎？奈何之乎？惟有由之任之矣！

不肖生续禾刀君文曾言亚非拉被压迫人民，今在省城洪桥、永平街聚居数万之众，城管无管其之法，公安无可治之方，彼等做低端荣生有，作奸犯科有，己自成一国。
昔先主好生之德，倡黑色自由，呼世界革命，惟业未半而中道撒手，天下国体三分。今戊子秋，黑人奥巴马荣登第一世界花旗国大位，践第三世界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历史之言。
   先主一朝，曰花旗国种族歧视：凡白种我之敌，黑黄我之友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故昔日草民等，视白种非我族类，而黑肤阶级兄弟矣；
  然则今黑总统果我阶级兄弟乎？听其语，未任己筑玩具壁垒，察其言，祢来于我多所讥讽，观其行，后著必有羁绊。虽选战之言不足信，然亲政之后必有行。以是观之，则朝野殷殷之盼或将自作多情，舆情烈烈之爱难免一时欢喜耳。

六载以来,好学者相伴湖滨柳岸，爱文辈无分皓首弱冠。风流书生墨绘锦绣，雄辩君子文笔为戈。或唱青春之曲赞山河，或鸣高古之音奏颂歌。中兴迩来，西湖漾照盛世之安泰，鹅城网见急流之扬波。
雅士往昔悲情，拜文地之赐而释惑；布衣一生蹇滞，得密辛之公诉而云开。。。于斯为同文斟满酒，击掌浮一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