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源共享] [转帖]谁欠谁一场误会（完成）

我叫黄青青，真名。我问我爸妈：“我为什么叫黄青青？”我爸说：“因为我姓黄。”我妈说：“因为我喜欢叫你青青。”我有一个台湾同学，他叫黄又青。我问他：“你为什么叫黄又青？”他回答我：“这名字在台湾是有讲究的。”“又黄又青，代表小白菜儿？”“不，代表芒果。”我皱皱眉。我吃的芒果都是又黄又红的。我说：“你应该叫黄又红。”黄又青说：“那是我妹妹。”
　　唐人街往东四个街口的地方有一家墨西哥超级市场，常常减价出售芒果，一盒五美元，一盒九个。平时，是一盒九美元。它常常减价，我常常买。我喜欢吃芒果，与黄又青无关。他有妻子了，还有个三岁的儿子。
　　我二十三岁了，明年狗年是我的本命年。张逍对我说：“明年就是你年了。”我挠着头问：“我年？”“你年就是狗年，狗年就是你年。”张逍在北京，他只能通过视频窗口看见我挠头和抡拳头。
　　黄青青，女，二十三岁。
　　我在芝加哥。很多人说，罪恶的芝加哥。我十四个月前在北京国际机场对我妈说：“妈，我这就去拯救罪恶的芝加哥了。”语毕，我的膝盖磕上了行李车。我妈泪眼婆娑地说：“青青你慢点儿。”我妈常常说“青青你慢点儿”，“青青你轻点儿”，“青青你稳当点儿”。所以，黄青青是个愣头青。

（一）
　　
　　距离登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坐在候机室里打瞌睡，脑袋一下一下地往下栽。每栽一下我就看看表，每看看表我就继续打瞌睡。一小时过去后，我转了转脖子，走到登机口的服务台，说：“请问，今天的商务仓有没有客满？”漂亮的服务姐姐查了查电脑，温柔地说：“没有。”我向漂亮姐姐出示了我的内部机票，问：“那我是不是可以免费升仓？”漂亮姐姐看了看票，说：“当然可以。”我说了谢谢后转身走了两步，她叫住了我：“小姐，您穿牛仔裤，我们不可以让您升仓。”我瘪瘪嘴，说：“我明明见过穿牛仔裤的坐商务仓。”“您的票是航空公司的职员票，必须穿正装。”“正装？裙子可不可以？”“可以。”我扭进洗手间，换上裙子，扭了出来，走向服务台。漂亮姐姐脸儿绿了，她嗫嚅：“牛仔裙也不可以。”于是，我的脸儿也绿了。我翻了翻随身的行李，除了那条牛仔裤和这条牛仔裙，我并没有可以穿在腰以下的东西了。漂亮姐姐说：“小姐，您可以交费升仓。”“交费？我不。”我抱着包离开了服务台，准备老老实实地坐经济仓了。

　　一个皮肤白净的男人向我走过来。他手上有个衣架，衣架上挂着一条裙子，不是牛仔的。他把衣架交给我，说：“换上它。”我看向他的脸，然后我的脸就红了。
　　
　　我的脑袋又栽了下去，于是我醒了。我抹了抹潮湿的嘴角，登机了。
　　
　　这飞机飞往芝加哥。
　　
　　我以为我一下飞机就可以看到我爸那张与我有七分相似的脸，但是没有。不过我看到了“黄青青”仨字，在一个大男人手里的大牌子上。那男人真的很大，很魁梧，那牌子也真的很大，我三百度近视，裸着眼，也远远地就看到了。我走到他面前，像小矮人似的仰视他，说：“我是黄青青。”大男人笑得像尊佛，说：“青青，你爸临时出差了，他把你交给我了。”我一哆嗦，想到了“羊入虎口”四个字。他又说：“我叫严誉。”颜如玉？他交给我一张纸，我打开一看，上面是我爸的字迹：青青，我临时出差，你听严叔叔安排。我决定了跟严誉走，哪怕他是歹人。他有我爸的字迹，说明我爸在他手上。我必须跟他走，在拯救罪恶的芝加哥之前，拯救我爸。
　　
　　当然，严誉不是歹人。他的确是我爸朋友。我爸的确临时出差了。我那张内部机票就是我爸托严誉买的。严誉和我爸都过了穿牛仔裤的年纪，所以他们并没有为我预料到那个隐患。
　　
　　事后，我对严誉说：“严叔叔，我当时怀疑过您是歹人。”严誉反问我：“人人觉得我生着佛相，你竟然怀疑我是歹人？”我告诉他：“人不可貌相。”
　　
　　九月的芝加哥还有一点潮湿。我大口大口地呼吸。我说：“黄青青，加油。”我黄青青的心里有伤，我黄青青是来芝加哥疗伤的。

（二）
　　
　　我的公寓在一座总共四十三层的楼里的四十二层。房间里有厚实的地毯，从窗口可以看见粼粼的密支安湖。
　　
　　严誉问我吃不吃川菜，我说吃，不过我现在不想吃，我有点累。严誉说他的儿子也在这里，住在十六层。我眼睛亮晶晶地问："严叔叔，您儿子几岁？""何止几岁，二十四岁了。"我的眼睛越来越亮，问："帅不帅？"严叔叔又露出佛一样的笑，说："我不知道帅不帅，反正他长得像我。"我眼睛不亮了。我心想：原来是尊小佛。
　　
　　严誉告辞后，我坐在窗台上，居高临下，下面的一切不过像是或大或小的昆虫而已。远处忽然有了烟花，大朵大朵地绽放。我平视烟花，眼睛一眨不眨。
　　
　　我爸打来电话，说他五天后回来。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正在忙。她说："行了行了，到了就行了。"说完，挂了。我糊涂了，这个妈和那个在北京机场里哽咽的妈是不是一个妈？是。所以，人是很坚强的动物。我是人，所以我也很坚强。所以，我没有联络那个男人，那个我爱他但是他不爱我的男人。他喜欢我，喜欢了整整六年。六年后我相信了，喜欢和爱之间，是一道银河。他是我心里的伤，他叫彭其。
　　
　　转天，我醒来的时候只有五点。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醒来过了，感谢时差。天空是干净的灰色，不阴沉，只是在黑白交替而已。天空又变成红色，白色，蓝色。原来，天是这样亮起来的。
　　
　　有人敲门。我从猫眼儿看见一尊小佛。我开门，问："严什么？"小佛说："严维邦。"后来，我知道严誉的工作是维护邦交关系。可惜，严维邦白白叫了严维邦，他抗拒从政，和我一样。
　　
　　我和严维邦去了星巴克吃面包圈喝咖啡。
　　
　　严维邦说话不怎么幽默，却很识我的幽默，甚至在我没幽默的时候，他也笑。事实上无论他笑不笑，都像小佛。所以，我也笑。之后，我们去了超级市场。我买了十个苹果，十美分一个。严维邦说："这苹果又大又便宜。"换了是我，我会说这苹果百年不遇，或者说这苹果可遇而不可求。我说："维邦，你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有，韩国人。"我心想，也许严维邦说英语或韩语比较不会让人觉得闷。
　　
　　严维邦鼓捣了一会儿我的电脑，它就可以上网了。我登录MSN，看见了彭其。我对严维邦说："谢谢你。"我们面对面站了五秒钟，严维邦茅塞顿开，说："那我先回去了。"我把他送到门口，他停下来说："明天我带你去学校转转。""嗯。"我回答。严维邦和我同一所学校，他读计算机的博士，我读金融的硕士。
　　
　　我回到电脑前，彭其不在了。我喊了一嗓子："彭其你混蛋。"

（三）
　　
　　我和严维邦去了主校区，转了一圈，他去上课了，我就自己继续转。主校区有地上铁从中间经过，周围也有地下铁，路上是一辆辆黄底儿黑字儿的校车，拼命地往返。什么颜色的人都有，从皮肤和头发，到眼睛。我有那么一会儿觉得我这种黄皮肤和黑头发的人比比皆是，可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错觉，一种由黄黑相间的校车引发的错觉。也有那么一会儿，我忘记了彭其。
　　
　　还有一个小时严维邦才下课。我鬼鬼祟祟跑到他教室外面，朝他挤眉弄眼。这小佛目不斜视盯着老头教授，结果老头教授比他还先看见了我。老头教授问我有什么事，我结结巴巴地说没事，我走了。我说“我走了”的时候直勾勾地盯着小佛，小佛一知半解地点点头。在老头教授用标准的西方式热情跟我道别后，我扬长而去。
　　
　　站台上有很多鸽子，深深浅浅的灰色，飞来飞去，啄地上的碎屑。如果这些鸽子飞去了中国，会不会相当于飞进了盘子？我有点悲伤，不知道为什么。
　　
　　地铁呼啸而来，我跟着轻轻颤抖的站台轻轻地颤抖。车厢里的人屈指可数，加上我不超过五个。有个黑人朝我走过来，停在我面前，开始唱歌。他胸前挂着个牌子，上面的单词表示他是个乞讨者。他的歌很有节奏，让人愉悦。但是我告诉他，我没有钱。他似乎并不介意，继续唱，一首又一首，我的确感到了愉悦。
　　
　　我进了卧室，爬上床，沉沉地睡了。感谢时差，让我没力气思念彭其。混蛋彭其。

（四）
　　
　　五天后的晚上，我焖了一锅米饭，炒了一盘西葫芦，切了一块酱牛肉，等我爸回来。我爸一进门，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说：“青青，怎么又胖了？”我二话没说，把一盘西葫芦倒进了垃圾袋，然后提拉着我爸去下馆子了。路上，我爸忏悔：“青青，我错了，我错了，一会儿你点菜悠着点儿行不行？”我笑里藏刀：“行。”如果不是我爸说我胖了，我不会去下馆子，如果我们没有去下馆子，我不会遇见徐恩。
　　
　　我认识了徐恩是因为徐恩趁我爸去洗手间的工夫过来和我搭讪。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这小子胆儿不小。
　　
　　徐恩站在桌边对我说：“我叫徐恩。”
　　
　　我的筷子停在一只椒盐虾上，仰起脸问：“你叫徐恩又怎样？”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徐恩把一张纸撂在我面前，走了。我的视线跟着他，看见他走回我斜后方的一张桌子。他和另一个男人面对面坐着，我可以看见他的脸，和另一个男人的背。那男人的背和徐恩的很像。徐恩撂下的那张纸上只有“徐恩”两个字和一串电话号码。
　　
　　我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那张纸收了起来。我问我爸：“这边是不是有很多推销保险的？”我爸不以为意地说：“保险？不多。倒是有很多长途电话公司的，推销电话卡。”我点点头，笃定了徐恩是个卖电话卡的。因为，自十六岁起，只有四个男人和我搭过讪，而这四个男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徐恩的一根手指。我注意到徐恩的手指很漂亮。徐恩这种男人是没道理来和我搭讪的。
　　
　　我不想买电话卡。我把徐恩撂下的那张纸扔了。
　　
　　彭其发来了邮件，短短几行，连标点都没有。我也不喜欢标点。彭其说：“青青，我吃了十五个饺子，素的。”我来芝加哥的前一天，给彭其包了一百八十个饺子，素的，猪肉的，羊肉的，各六十个，放在一个个托盘上，冻进冰室。我还在托盘上贴了标签，以区分不同的馅。当时彭其见了饺子，紧紧抱住我，还是没有说“我爱你”。我不擅长炒菜，我只会调十二种饺子馅。因为彭其喜欢吃饺子。
　　
　　我回邮件：彭其，你为什么不爱我？彭其，你为什么不噎死？
　　
　　写完了，我关了电脑。我没有把它发给彭其。

（五）
　　
　　在我开学之前，我爸又走了。我的独立，是我爸我妈自我还嗷嗷待哺时就开始培养的。不过，分别并没有影响我们三人之间的感情。
　　
　　开学那天，严维邦送我去学校。我所在的商学院并不在主校区，而是在市中心的一座黑色玻璃楼里。严维邦两天前买了一辆黑色宝马。我对他说：“这车不适合你。”他问：“为什么？”我说：“你是小佛，应该腾云驾雾。”小佛笑了。
　　
　　前台坐着的都是性感的尤物，我挑了个棕发的。我从她手上得到我的胸卡和报到文件后，就按照她的指示去了会议厅，准备承受那一系列的致辞和介绍。
　　
　　致辞开始前，我认识了一个美国男人和一个越南女孩，他们和我同一个专业。这就是胸卡的用处，它可以暴露所有者的专业。我有点不自在，因为人人看见我后都先看我的胸，不，是胸卡。美国男人麦克三十岁的样子，他在洛赛银行的投资部工作。越南女孩比我矮了十公分不止，她和我一样，仅仅本科毕业而已。她的越南名字我记不住，她的英文名字是安娜。
　　
　　我坐在会议厅的后排，觉得前面一个个脑袋好像各种颜色的皮球。
　　
　　致辞开始后，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男人走进来，坐在了我旁边。他就是黄又青，台湾人。他读MBA。
　　
　　黄又青指着正在致辞的大胡子男人用中文问我：“他之前有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用中文回答他：“没有。”我很愉悦我可以说“没有”，而不是“NO”。黄又青的头发很长，无名指上的戒指很粗犷。
　　
　　中午，我在学校吃免费的自助餐。我的盘子里盛满了意大利面和哈密瓜，杯子里是柠檬汽水。黑色的和白色的男人们都很高，在我左右来来回回，让我感到压迫。我忽然很想念黄色的男人，想念彭其。我看了看安娜的盘子里，面条不超过十五根。黄又青在隔壁桌喝着啤酒，时不时地向我举杯。
　　
　　吃到一半，我看见严维邦了。他正端着盘子在找座位。我朝他挥了挥手，他拉了一把椅子过来坐在了我旁边。我问他：“你来揩我们商学院的油水？”严维邦又成了一尊笑佛。笑佛接了通电话后，急急忙忙要走，结果把车钥匙落在了托盘边缘的下面。我追下楼。笑佛开车前对我说：“晚上我们有几个朋友一起吃饭，你要不要来？我来接你。”我点点头：“行。”
　　
　　如果严维邦没有来揩我们商学院的油水，如果他没有落下车钥匙，如果我没有去和他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我不会又遇见徐恩。徐恩是严维邦的朋友之一。

（六）
　　
　　严维邦来接我的时候，宝马上除了他还有他的韩国女朋友。韩国女皮肤很白，脖子很漂亮，像个妖精。佛与妖精，不知道是谁降了谁。
　　
　　那间店叫“四川”。我跟着佛和妖精进了“四川”，看见了徐恩。佛和妖精走向的那张桌子，也就是徐恩所在的那张桌子。徐恩认出了我，站起身说：“是你。”佛问：“你们认识？”徐恩说：“见过一面。”佛对徐恩说：“你丫是不是又往外送纸条了？”徐恩说：“你丫少废话。”我愣了。佛会说“你丫”？徐恩是“经常性送纸条患者”？愣过之后，我笑了。佛和徐恩同我一样，北京人。我心里忽然暖融融的。
　　
　　我坐在徐恩旁边，不说话。徐恩对我说：“你怎么不说话？”我咽下口中的茶，问：“这间是什么菜系？”徐恩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店门口，指了指“四川”二字。我甩开他。我和徐恩回去的时候，佛和妖精，还有另外二男一女，通通盯着我们。吃完饭，徐恩悄悄掖给我一张纸条，又是他的电话号码。我没有扔，但是我并不准备打给他。
　　
　　我对严维邦说：“原来你也会说‘你丫’。”严维邦说：“我在男人面前说，在女人面前不说。”事实上无论他说不说，他都像个佛。
　　
　　上网，看见彭其。他发来消息：“青青，在干什么？”我笑了笑，关了电脑。

（七）
　　
　　一周有三节课是从晚上六点至十点，这种安排纯粹是为了像麦克这样的上班族。麦克总是在六点五分至六点十分之间赶来，穿着白衬衫，胳膊上搭着深色的西服上衣和暖色的领带。班上的上班族占了一半左右。我的牛仔裤和球鞋让我觉得我和他们并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威廉和麦克他们不一样，他总是在下班后换上便装才来上课。威廉天天戴着不同的棒球帽，可实际上他有一头浓密的卷发。威廉在向我借橡皮后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艾米丽。威廉说这名字很适合我。我想起了黄又青，他总是叫我“爱美丽”或者“爱米粒”。
　　
　　严誉并不放心让我一个人在晚上十点钟坐地铁，所以他总是派遣严维邦驾驶着那辆黑色宝马来学校门口恭候我。我谢绝了，因为我担心严维邦的出现会让旁人误认为我是个有主儿的女人。我不可以浪费时间，我想在二十二岁谈恋爱，二十五岁结婚。
　　
　　周三，我在学校二楼的自动售货机用五十美分买了一杯摩卡，靠在窗边喝。才喝了两口，我看见徐恩走进了我们这座黑色玻璃楼。我不认为徐恩是来找我的，我认为徐恩这种男人是没道理对我穷追不舍的。
　　
　　喝完咖啡，我走楼梯准备去九楼的图书馆。这座玻璃楼中有八部电梯，所以楼梯间常常空空荡荡。我走到四楼，听见有从上往下的脚步声。我走到四楼半，看见了徐恩。徐恩的表情告诉我，他的确是来找我的。
　　
　　我问徐恩：“什么事？”
　　
　　徐恩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买手机？”
　　
　　之后，徐恩带我去买手机。徐恩开一辆香槟色尼桑。我平淡地说：“我比较喜欢维邦的车。”徐恩说：“你可以喜欢他的车，和我。”徐恩为我选了电话号码，我自己刷了自己的信用卡。我不想和徐恩扯上关系，包括感情和身体上的关系，还有金钱的关系。回去的路上，徐恩说：“你把你电话号码的后两位对调一下，就是我的电话号码。”我愣了一下，说：“这下你不用送我第三张纸条了。”徐恩的第二张纸条在我书桌左边的抽屉里，我想我用不上它了。
　　
　　我还是不想和徐恩扯上任何关系。徐恩这种男人不适合我。
　　
　　彭其又发来邮件，这次有标点。青青，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笑了笑。彭其和徐恩，都在和我讨论电话号码。

（八）
　　
　　我选择的投资专业是一目了然的阳盛阴衰，教室里，寥寥无几的女性点缀在愚笨的西方男性中。我之所以说他们愚笨，是因为他们面对基本的微积分也束手无策。而令我束手无策的自然是实践，在这些在银行和交易所里摸爬滚打了七八年的男人们面前，我总是觉得我像个白痴。我和威廉是互助的，虽然在我为他讲解数学题目时，中文的加减乘除平方平方根总是从我嘴里顺口而出，虽然在他为我演示各种统计图表时，我总是说“拜托你重复一次”。我的英语很糟糕，不过威廉性格很柔和。
　　
　　我有时候会看着威廉健壮的手臂而分神。我是个寂寞而又不甘寂寞而又不会为了摆脱寂寞而付诸任何行动的女人。
　　
　　市中心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有乱七八糟的车辆和行人。总是有黑人叫我“漂亮的女孩”然后追在我的左右与我交谈。他们没有恶意，但是让我由于不知所措而面红耳赤。
　　
　　上网遇见彭其的一个朋友。我并不愿意遇见他，因为他总是说一些令我感到疼痛的话，比如彭其爱谁，彭其在和谁做爱。我的朋友说他喜欢我。我不在乎，因为彭其也喜欢我，而喜欢和爱之间，是一道银河。他不爱我，因为他总是让我疼痛。他说：“彭其订婚了。”
　　
　　我去密支安湖的湖畔奔跑。地上的沙很软，进了我的鞋，竟然让我的脚感觉很舒服。我风一样地经过与我同向或反向的人，也许他们不觉得我是“风一样”，而是“疯一样”。有液体从我眼睛中溢出，在它们落地时，我早已奔跑到了前方。
　　
　　徐恩打来电话，我气喘吁吁地说：“徐恩。”
　　
　　徐恩下流地问：“你在床上？怎么喘成这样？”
　　
　　我说：“你过来，和我一起喘。”
　　
　　徐恩过来了，二十分钟之后。我开门见到他的时候，我还在喘，因为彭其和奔跑。
　　
　　徐恩抱住了我，我没有推开他。
　　
　　徐恩把我抱到了床上，压在我上面。他的右手伸进我的衣服，轻而易举地解开了我内衣的搭扣。我说：“徐恩，我是处女。”徐恩的动作停了下来。我狡猾地说：“徐恩，你怎么喘成这样？”徐恩笑了笑，轻轻系上了他刚刚解开的那个搭扣，坐了起来。我也坐了起来，莫名其妙地愉悦。
　　
　　我没有撒谎，我是处女。彭其和很多女人做爱，彭其也很热情地亲吻和抚摸我，但是，我还是处女。彭其说：“因为我喜欢你。”
　　
　　我问徐恩：“你不喜欢处女？”徐恩说：“不是。”“你认为我会用处女膜纠缠你？”“不是。”徐恩又说：“我会让你有个难忘的第一次。改天。”徐恩笑得自信满满，笑过以后在我耳边亲了一下。这是徐恩第一次亲我。我的耳朵红红的。徐恩说：“你耳朵很红。”我说：“因为徐恩你是只马蜂。”

（九）
　　
　　其实我不应该关心彭其有没有订婚的，因为我是来疗伤的，疗彭其这个伤。但是我还是在MSN上问了彭其：“你订婚了？”彭其说：“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彭其说的是“还没有”，而不是“没有”。这其中的区别，我可以分辨。
　　
　　讲数学的教授是个希腊中年美男子，他的鼻梁无懈可击得就像是用石膏雕刻的一样。彭其也有一个无懈可击的鼻梁。我看着希腊教授，忽然产生了用计算器砸他鼻梁的冲动。我站起身，走出了教室。
　　
　　我给徐恩打电话，占线。五秒钟后，徐恩打来电话，问：“你刚才和谁讲电话？”我说：“不关你的事。”“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给我打电话？”“目前还没想过。”我心想：徐恩，你小子没有福分。徐恩说：“你十点下课是不是？我去接你。”我说：“你有没有《瘦身男女》？有的话，你可以来接我。”
　　
　　挂上电话，我回了教室继续看希腊美男子的鼻梁。威廉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威廉说我的脸色很糟糕。
　　
　　下课后，我从窗口往楼下看，看见了徐恩那辆香槟色的尼桑。
　　
　　我走到徐恩的车子旁边，徐恩从副驾驶座上抄起《瘦身男女》的影碟，向我晃了晃，说：“上车。”我觉得这情形很眼熟，如果车外的女人是妓女，如果车内男人的手里不是影碟，而是钞票。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怀里抱着影碟。徐恩问：“为什么想看这个？”我说：“不为什么。”确实不为什么。我和彭其看了几百张影碟，这张在那几百张中并不特殊。彭其说过：“青青，你是个情绪化的孩子。”我说：“你可以说我情绪化，但不可以说我是孩子。”说完，我扎进彭其的怀里。不过，彭其在我面前是柳下惠。其实他不是不想要我，他是不要我。
　　
　　徐恩说：“你有点情绪化。”影碟从我怀中松脱，掉在了我的腿上。
　　
　　徐恩在客厅里调试影碟机，我在厨房里用热水冲红豆沙。我端着一杯红豆沙出来，问徐恩：“你要走，还是要留？”徐恩说：“要留。”我把红豆沙放在茶几上，又回厨房冲了另一杯。
　　
　　徐恩坐在三人沙发上的中间，对我说：“过来。”我过去，坐在了他的右边。他长长的手臂绕到我身后，揽住我的肩膀。我靠在他身上，闻到香水的味道，女人的香水的味道。我笑了笑。彭其的身上也常常有女人的香水的味道，很淡，很淡。我把脚蜷缩在沙发上，像猫一样依偎着徐恩。我说：“徐恩，我累了。”说完，我睡了。我连徐恩的回答都没有听见。
　　
　　我醒来的时候，郑秀文已经瘦身成功了。我躺在三人沙发上，而徐恩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面向着我。我说：“我竟然睡了这么久。对不起。”徐恩问：“彭其是谁？”我一愣，问：“你怎么知道彭其？”徐恩说：“因为你刚才说‘彭其，我累了’，然后睡了。”
　　
　　徐恩在凌晨一点离开，离开前亲了一下我的额头。我闻到他身上有我的香水的味道。原来，香水可以这么容易的出卖男人。
　　
　　转天，严维邦在六点半打来电话。我含糊地问：“小佛，什么事？”严维邦并不介意我叫他小佛，他说：“你和徐恩干什么了？”我有点清醒了。我说：“徐恩？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五分钟前看见徐恩的车，从车库开出去。他在你那里过的夜？”“小佛，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严维邦停了停，说：“对不起，误会你了。不过，青青，离徐恩远点儿。”“我以为徐恩是你的朋友。”“这王八蛋的确是我朋友，但丫不适合做你朋友。丫就是一流氓。”我咯咯地笑，说：“小佛，你说‘丫’字很迷人。”我漫不经心地问严维邦：“那你说徐恩是在哪儿过的夜？”严维邦说：“我本来以为是你那儿，不过现在估计是八楼了。”“八楼？”“八楼有个十八岁的美国妞儿，对徐恩死心塌地。”
　　
　　挂上电话，我迷迷糊糊地继续睡。半睡半醒中，看见徐恩打开他香槟色尼桑的车门，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女人从里面钻出来，各种颜色的皮肤和各种颜色的头发，钻出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像魔术似的。

（十）
　　
　　我和安娜一起去韩国店买酱菜，远远的看见了徐恩。徐恩穿得很正式，像是刚从会议室走出来，他手里拎着塑料篮，里面装着萝卜白菜，让他看上去有点滑稽。
　　
　　我走过去，说：“徐恩，你从八楼到一楼，习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徐恩的眼睛从冰柜里的冻鱼冻虾上转移到我的脸上。只一秒，我就知道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徐恩。虽然他的身形和五官，与徐恩的一模一样。
　　
　　男人笑了笑，很沉稳，说：“我叫徐悉，徐恩的孪生哥哥。”我眨了眨眼睛，支支吾吾地说：“你好，我叫黄青青。”徐悉说：“我见过你。”“见过？”“你第一次见到徐恩的时候，我和徐恩在一起。”我记起了徐悉，他就是在徐恩第一次给我送纸条的时候，和徐恩面对面吃饭的男人。当时我只觉得，他们有一样的背。
　　
　　安娜对我说：“那男人真英俊，不过似乎有点冷漠。”我一边挑选酱菜一边笑了笑，心想：他的弟弟和他一样英俊，而且一点也不冷漠。安娜的眼睛还盯在徐悉身上。这么看来，徐恩的尼桑上可以坐那么多女人，真是一点也不奇怪了。我对安娜说了严维邦对我说的话：丫就是一流氓。我说的是中文，安娜当然没明白。我忽然发现，我在愤怒，因为徐恩。
　　
　　安娜住在我们那座黑色玻璃楼的对面，市中心的位置，地方不宽敞，租金不便宜，图的就是个方便。我抱着七八磅重的酱菜罐子去安娜家吃饭，吃酱菜拌白米饭。我吃得津津有味，又酸又辣出了一脑门子汗。
　　
　　严维邦又打来电话，说唐人街上的一间花店来给我送花，找不到我，问了楼下的黑警卫，黑警卫给黄跑腿指了条明路，这明路就是严维邦。严维邦说：“青青，你的美丽无国界。回来时记得来我这儿取花。”我心想：严维邦说话越来越贫了。这人跟我一样，欺熟儿。严维邦也越来越傻了。还美丽无国界？我保证这花是徐恩送的。
　　
　　我抱着我的酱菜罐子告别了安娜，一上马路就看见了威廉。威廉问我：“这韩国酱菜好吃吗？”我摇摇头，说：“不如中国的臭豆腐好吃。”我用英文说“臭豆腐”的时候，威廉的脸都不自觉地扭曲了。他一定以为这酱菜还不如中国的垃圾。也许他今后宁可吃中国的垃圾，也不吃韩国酱菜了。我爱我的祖国。
　　
　　我去严维邦那里取花，一捧瓷瓷实实的红玫瑰。严维邦问我：“谁送的？”我反问他：“这话应该我问你。”“花店来的人说不知道。”我一奸笑，说：“小佛，这会不会是你送我的？”小佛傻眼。这时，小佛的韩国妖精从里面走出来，和我打招呼。她穿着件全身儿的围裙，胳膊腿儿都光溜溜的露在外面。她的那个样子让我觉得她围裙下面也不会有什么布料，所以我和她打完招呼后就抱着一罐酱菜一捧花说拜拜了。在电梯里，我又觉得是我自己过于邪恶了。也许她穿了背心和短裤，也许至少有内衣和内裤。彭其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但其实我不是。
　　
　　我到了自己的公寓门口，也傻眼了。我看见徐恩在敲我的门，怀里还抱着个桶。我为我可以一眼分辨出徐悉和徐恩而感到不可思议。
　　
　　徐恩一扭脸，看见了我，面有喜色，可下一眼他看见花，喜色又荡然无存了。我低头看看花，我并没有虐待它们，我甚至是怀抱着，不是手拎着。徐恩他还有什么可挑剔？我没问，他也没说。
　　
　　我问：“你抱的是什么？洗衣粉？”
　　
　　徐恩说：“是冰激凌。”
　　
　　我又傻眼了。那个桶，大得足可以洗拖把。
　　
　　我开门，徐恩跟进来。我把花放在一边，再把冰室中的存货通通扒拉出来，再把冰淇淋桶勉强塞了进去。徐恩抱住我说：“你看，我全身都是冷的。”的确，他全身都是冷的，因为那个桶。我推开他，说：“去抱暖气。”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地忙活，徐恩跟在我后面，说：“我送你的礼物不俗吧？你也觉得送花很俗吧？”我回头白他一眼，心想：装，徐恩，你就装吧。我走到门口，徐恩也跟到门口。我开门，笑盈盈地把他推了出去。徐恩在我关门的时候问：“那花是谁送的？”我相信了，那花，并不是徐恩送我的。
　　
　　我忘记了对严维邦和徐恩说我看见了徐悉，因为我脑子有点儿蒙，为大罐的酱菜，大捧的花，和那大桶的冰激凌。怎么什么都那么大。

（十一）
　　
　　彭其竟然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以为我在做梦。
　　
　　彭其说：“是阿姨告诉我电话号码的。”这个“阿姨”是指我妈。我妈认识彭其，谈不上满意或不满意，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在我心中是怎么个位置。我妈总说：“青青，你都二十多岁了，怎么还不谈恋爱？”我说：“我等着呢，等着父母包办呢。”我妈当了真，真的从她手底下寻摸出一个小毛头。我妈还玩含蓄的，明明都在一个城市，还让我们从笔友开始。我悄悄嗤之以鼻，如今连一夜情都过时了，我还玩笔友，岂不让人笑掉了后槽牙。我又扪心自问，什么不过时？我当时的答案是：我对彭其的感情，不会过时。
　　
　　我问彭其：“什么事？”
　　
　　彭其开门见山：“我没有订婚。”
　　
　　我以为我在继续做梦。
　　
　　“为什么告诉我？”
　　
　　“习惯了，有什么事都告诉你，就像你以前有什么事都告诉我。”
　　
　　“以前？”
　　
　　“以前。现在你并不愿意对我说什么了。”
　　
　　“你喝酒了？”
　　
　　“没有。”彭其不承认。我知道他是不承认。
　　
　　我说：“我还有事，我改天联络你。”我毅然决然挂了电话。这不是做梦。
　　
　　我趴在床上流眼泪，一点动静儿都没有。彭其是个有主意的男人，自从我认识他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个有主意的男人。那天，我去给我爸买领带。一个男人从踏进店门口，到选领带，付款，到踏出店门口，不过三分钟而已。而且，他出店门口的时候，那条领带已经漂亮地系在了他的脖子上。那个男人就是彭其。我给我爸买了一条同样的领带。那天下午，我在地铁站又看见了彭其，他的领带松松地系在脖子上。我心想：他已经办妥了他应该办的事。我走过去，说：“你好，我叫黄青青。”就这样，我认识了彭其。那年，我十六岁。对我来说，十六岁那年，我的勇敢处于巅峰时期。那年，彭其二十二岁，本科四年级，正在马不停蹄地面试。事后，我对朋友说起我认识彭其的过程，朋友说：“换了是我，我会认为他在赶时间，而不是有主意。”不过，认识彭其的人是我，我就是认为他有主意。
　　
　　所以，彭其订婚，或不订婚，都有他的道理。我不知道彭其爱谁。有时候我会安慰自己，彭其爱很多女人，但他只喜欢我一个。这就好像有十个并列的第一名，而我是独一无二的第十一名。
　　
　　我还是想哭，因为我想嫁给彭其，但是彭其不想娶我。我是彭其的一只猫，一只狗，又也许是一只乌龟。彭其不会和一个宠物结婚。废话，任谁谁也不会。
　　
　　哭过之后，我就笑了。我想我可以修炼成猫精狗精，要么是王八精。也许彭其会娶一个精。
　　
　　那一捧玫瑰花在花瓶中拥挤地绽放。我忽然想到，这会不会是彭其送我的？毕竟，订花无国界。我又摇摇头，彭其从未送过我花，一朵都没有。
　　
　　我去上课，威廉说我看上去很幸福。我请威廉吃了金枪鱼的三明治。他请我喝了一碗奶油汤。这两样东西的价格一模一样。吃完饭，威廉在糖果机中买了一袋糖送给我。那糖又难看又难吃，我当时不得不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品味差异就好像我和草履虫之间的区别，那是不可能被忽略或者被缓和的。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也只会与中国人谈恋爱与中国人结婚，也许中国附近地区的人民也可以。日本人除外。威廉说：“我很喜欢这种糖。”我笑笑地点头，说：“我也很喜欢。”

（十二）
　　
　　玫瑰花枯萎了，黑黑的一簇。没有人找上门来说“青青，你喜不喜欢我送你的花”？和我谈论花的人，只有徐恩一个。他还是问：“那花是谁送你的？”连严维邦也不问我了。我一直没有联络彭其。我想在成精以后，出现在他面前。所以，我还是怀疑那花是彭其送我的。或者说，我希望是彭其送我的。
　　
　　徐恩抱来的冰激凌的确不同凡响，我吃了几天后，发现表层的下一层并不是和表层一个味道，虽然它们都是象牙一样的颜色。我打电话问徐恩：“那里面一共几种味道？”徐恩说：“八种。”“好像是些花花草草的味道，淡淡的。”“确实是八种花。”我没问是哪八种花。我对花并不了解，我接触比较多的也就是菜花了，九十九美分一个，够我吃两顿。徐恩说：“你终于主动找我了，这就不枉费我的千辛万苦。”我说：“谁找你了？”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我爸又回芝加哥暂住。我什么都能忍，就是忍不了他和我妈讲电话。我爸对我妈很肉麻，我妈很能忍我爸的肉麻。看着我爸我妈，我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鬼话。我渴望婚姻，但是，彭其不爱我。
　　
　　徐恩说他周末会去纽约，问我要不要去。我说了俩字：“不去。”徐恩说了仨字：“没义气。”我笑了笑，说：“原来咱俩之间是义气，那我考虑考虑。”
　　
　　MSN上遇见彭其。他似乎正在忙，消息回得慢慢腾腾。我有点寂寞，我不过是他的宠物而已，在他忙的时候，我应该团在他的脚边，在他低落的时候，让他拥抱。
　　
　　我爸又在和我妈讲电话。他说：“你怎么这么没义气？”我一愣。之后我决定和徐恩去纽约。我问我爸：“我妈怎么不讲义气了？”我爸说：“你妈要开会了，所以要挂电话。”我心想：时时刻刻讲义气是一件很难的事。
　　
　　我和徐恩坐周五下午的飞机。周五中午，严维邦打来电话，说：“青青，你和徐恩去纽约？”我说：“是。”“青青啊，你别做傻事啊。”严维邦百分百是欺熟儿，越熟越贫。我说：“小佛你放心，我有刀，关键时刻抹不了他的脖子，我就抹自己脖子。”小佛说：“千万别，宁可失身。”
　　
　　在飞机上，我才问徐恩：“你去纽约干什么？”徐恩说：“那边有个展销会，我租了位置，去展销我卖的玩意儿。”我这才发现，我并不了解徐恩。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工作了。我说：“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是个学生。”徐恩只大我三个月。徐恩说：“我确实也是学生，我在芝大念贸易。”芝大，那是我看上了人家，人家没看上我的地方。我又问：“你卖什么玩意儿？”“飞机模型。”我撇撇嘴，说：“小孩子的玩意儿。”徐恩笑了笑，没反驳我。但是他的脸忽然凑到我面前，说：“这次纽约之行，我会让你感到难忘。”我一掌推开了他的脸。
　　
　　我说起了徐悉。“我见过你哥哥了。”“什么时候？”“半个月前左右，在韩国店。”徐恩又把脸凑了过来，问：“我们俩谁帅？”我又推开他，说：“都不帅，我都分不出来你们俩。”我说谎了，我当时一眼就看出来徐悉不是徐恩。徐恩说：“我哥和我不一样，他很正经。”我咯咯地笑，说：“你也知道你很不正经？”徐恩得意洋洋地说：“我是该正经就正经，该不正经就不正经。”他说得像绕口令。似乎，孪生的小孩儿都有着迥异的性格，否则，为徐恩心跳的人恐怕也会为徐悉而心跳了。为徐恩心跳？不，我心跳是因为我还活着。
　　
　　到了纽约后，我向我爸报了平安。我临走前是这样告诉我爸的：爸，我周末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瞅瞅华尔街。我爸相信我。

（十三）

纽约的灯红酒绿上笼罩着一层乌涂的灰，让人感到暴躁。从机场到市中心，徐恩一直轻车熟路。我问徐恩：“你常常来纽约？”徐恩说：“不，十几次而已。”我说：“徐恩，你是个幼稚的孩子。”徐恩笑得没心没肺。

彭其有过很多女人，徐恩也一样。毕竟小佛说“丫就是一流氓”。彭其大我六岁，而徐恩只大我三个月。

徐恩订的酒店的房间里铺着殷红色的地毯，有两张单人床。他问我：“咱睡哪张？”我说：“这张。”我指了指靠近门口的床。徐恩坐下了。我走到靠近窗的另一张床，坐下，从书包中掏出一把瑞士军刀，放在床头柜上，对徐恩说：“过来，睡这张。”徐恩愣都没愣，脱口而出：“士可杀而不可辱。”我愣了。谁愿意辱他？

在我洗澡的时候，徐恩在外面咔嚓咔嚓地转动浴室的把手，我吓得大叫，扯掉了浴帘而且摔在了浴缸里。我的胳膊肘青了一片。徐恩道歉道了两个钟头，说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我。我信了。但我怕也怕了，摔也摔了，胳膊肘生疼生疼。我板着脸躺下睡觉，而且让徐恩看见我把瑞士军刀放在了枕头下面。

其实，我对徐恩的戒心并不森严，也许因为我觉得他很像六年前的彭其。也许而已。六年前，十六岁的我并不会用灵魂去认识另一个人的灵魂。二十二岁的彭其在我脑海中从来没有像二十二岁的徐恩在我视线中这样鲜活。我告诉自己，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我还是在他们影影绰绰的重叠下，睡了。所以，我并不怕徐恩。

我在夜间冻醒，呆若木鸡。因为我发现徐恩睡在我旁边。是床上的旁边，而不是旁边的床上。他的脸近在咫尺，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我没有叫醒他，也没有去升高空调的温度，我只是把被子裹得紧了些，又向徐恩靠了靠。他裹着他的被子，看上去很温暖。

清早，我醒来的时候，徐恩还在睡。但是，他是在旁边的床上，而不是我床上的旁边。我跳下床，用力把徐恩摇醒，说：“徐恩徐恩，你昨天夜里是不是睡在我床上？”徐恩勉强睁开眼睛，说：“青青，你怎么做这么流氓的梦啊。”“啊。”我大叫了一下，然后把徐恩的枕头从他脑袋底下抽出来，闷在他脑袋上面，闷了五秒钟。

十点，我和徐恩一起出发去了展销会。

徐恩穿了黑色的西装，打了深灰色的领带。我买给我爸的那条和彭其的一样的领带，就是深灰色的。徐恩打领带的时候，我有点愣神。徐恩问我：“还在回味？”他指的是我那个梦。路上，他不住地问我“梦见什么了”，“该不会就梦见咱俩老老实实地躺着吧”，“总该有点儿实质的内容吧”。我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把他毒哑，或者把自己毒聋，一了百了。

见到了徐恩在纽约的合作伙伴，两个美国学生，与我们年纪相仿。也见到了他们代理的飞机模型，那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小孩子的玩意儿。遥控器上那些令人头昏脑胀的按钮和仪表，我碰都不想碰。

我自己去转悠，穿梭在各个展台之间。科技产品居多，我是门外汉。但是对于吃和喝，我在行。我假模假式地看人家的产品，接人家的宣传材料，听过人家的介绍后，还时不时一副惊讶的样子，问一句“真的”？之后用一句“真是了不起”来收场。关键在于，我到处吃人家的糖，到处喝人家的果酒。

我的衣服上别满了各个公司的宣传别针。我走回徐恩他们的展台后，徐恩说：“你就像个活动的广告牌，”他又补充一句，“还是杂牌广告牌。”掺合在一起的果酒让我轻飘飘的，我说：“徐恩，咱回去睡觉好不好？”徐恩的眼睛成了狼的眼睛，我知道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回去睡觉。他忙他的，我在展台的后面睡我的，各不相干。

酒醒之后，我摘下我胸前的十余个别针，无奈地看着衣服上的十余个针眼儿。徐恩走过来，说：“筛子，再来一个吧。”说着，他交给我一个他们公司的别针。于是，之后的两个小时我就像个机器人似的站在展台前，说“您好”和“再见”，说得口干舌燥。徐恩和那两个美国学生自然比我焦头烂额。毕竟我说一句“您好”，就代表往里招呼了一个客人，而他们需要对客人介绍的，远远不止“您好”这么简单。

展销会还没结束，徐恩就把摊子彻底撂下，带着我走了。徐恩说：“我带你转转。”我们去了帝国大厦。观景台上人挤人，我站在视线不受阻的栏杆边，徐恩站在我身后。没有人可以挤到我。正逢黄昏，夕阳下的纽约有一种血的颜色。像是，血染了一座城市的模型。那些大厦看上去那么脆弱，只像是模型。徐恩问我：“你喜欢纽约吗？”我摇摇头，说：“不。”“为什么？”我指了指下面，说：“你看，那些楼好像要塌了一样。”徐恩笑了，他的呼吸吹得我很痒，我挠了挠。徐恩也在挠，因为我的头转来转去，头发拂在他的脖子上，他也很痒。夜色降临得很迅速，一盏盏灯争先恐后地辉煌起来，那抹夕阳就好像是一块肮脏的血迹了。太阳死了，纽约却活了。我说：“我不喜欢这种属于夜的城市。”徐恩不同意我，他说：“纽约是日夜不眠的。”我回头想说些什么，但是我一回头，徐恩就吻上我的嘴。很短，也许不足两秒钟。但我还是忘记了我本来想说的话。徐恩笑着说：“你脸很红。”徐恩又说：“今天晚上我来圆你昨夜的梦吧。”我伸手，在徐恩的腰间狠狠地拧下去。他嗥叫得就像一只倒挂在秤上的猪。

（十四）

我爸打来电话，看我是不是还健康地存活着。我说我一没钱二没长相，凭什么死于非命，我爸就说他一没给我钱，二没给我长相，就是为了让我长命百岁。我挂了电话，问徐恩：“你想长命百岁吗？”徐恩摇头，说：“不想。”彭其也不想，彭其酒喝得凶，烟抽得也凶，他犯胃病的时候疼得直不起腰，汗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我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彭其，你必须长命百岁。”彭其擦去我的眼泪，说：“活那么长有什么用？有四十年就可以了。”听彭其这么说，我越哭越凶。徐恩继续说：“我争取活八十年就可以了。”我笑了笑。我也想活八十年。

夜间，我又醒了。徐恩睡在我旁边，他千真万确地睡在我床上的旁边。他似乎感觉到冷，紧紧地裹着被子向我靠了靠，所以我才会醒。

我下床，去升高了空调的温度。之后，我睡在了另一张床上。

清早，我醒来的时候，徐恩已经醒了。我一睁眼，就看见他正睁着眼睛看着我，我转了转眼珠子，发现我们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的脑袋并排枕在同一个枕头上。我大叫，抱着被子蹿下了床。徐恩跟小媳妇似的问我：“你怎么睡到我床上来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睡在徐恩床上，徐恩把我当场抓住了。

徐恩找朋友借了辆苹果绿的甲壳虫，他开车，我抱着一袋鱿鱼丝坐在他旁边没完没了地嚼。徐恩对纽约了如指掌，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个建筑的来由那条街的历史或某某人与纽约的渊源。

纽约的交通令人没办法恭维，古旧而狭窄的路上水泄不通，从车上望出去，只望见一座座楼的下半部。这一辆辆车几乎纹丝不动，我说：“我下去溜达溜达。”徐恩说：“别离开我视线范围。”我白了他一眼，说：“跟我跟紧点儿。”徐恩说：“遵命。”

我抱着鱿鱼丝和相机下了车，从车海钻进人海。

纽约是个鱼龙混杂的地界儿，一眨眼就吞没了我。这里的行人比芝加哥的多得多，倒也是合情合理，在这么个交通状况下，我宁可连滚带爬，也不开车。

我走进了圣派翠克教堂。这座美国数一的天主教堂中一片幽然，周围摇曳的烛光并不能让我感到圣母玛丽亚的温暖。我不信耶稣，虽然我在艰难的时候，口中会念念有词诸如上帝保佑，但那是条件反射，或者是，病急乱投医。我很想找个人问问，天主教与基督教究竟有何不同，可一来我忘记了天主教那个单词的重音在哪里，二来我担心暴露了自己的愚昧。我决定，去问问徐恩。我一回头，寻找徐恩那辆耀眼的甲壳虫，之后我意识到，这里是教堂，哪来的汽车？我强压着惶恐，虔诚地挪出了圣派翠克，一边挪一边祈祷：上帝保佑，徐恩看见我走进了这里，阿门。

我并没有看见徐恩或者徐恩的车。我站在路边，抱着鱿鱼丝和相机，眼角和嘴角一块往下耷拉。我的电话和钱包通通在车里，我有点恼自己，吃吧，吃吧，就知道把吃的带出来，早晚有一天撑死你。二十分钟后，我决定去投靠警察叔叔。我像个流浪儿似的往前走，忽然听到身后急急的喇叭声。其实路上的喇叭声是此起彼伏的，但我就是认出了这是徐恩车上的喇叭。我回头，看见灰蒙蒙的世界中，徐恩那苹果绿的甲壳虫如同钻石一般璀璨。我红着眼睛奔跑了过去。

我委屈地掉了两滴眼泪，抽抽搭搭地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徐恩说：“咱俩还没发生什么啊，我负什么责任啊？”我狠狠地拧了他一把。不过，我听见徐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看见徐恩额头上有细密的汗水，而且徐恩说了一句“你他妈急死我了”。我脸上的眼泪还没干，就又笑着吃上了。

徐恩找地方泊了车，和我一起走在第五大道上。他拉着我的手，我没有拒绝。

傍晚，我们去了华尔街。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雨，小得不足以打伞却又大得足以湿了皮肤。周末的华尔街俨然是一条处于放松状态的橡皮筋，平日里，它可是绷得紧紧的。纽约证券交易中心附近正在维修，建筑工人们丁丁当当地干得热火朝天。徐恩说：“华尔街总是在修修补补的。”我和那头与股市息息相关的铜牛拍了照片后，拉着徐恩离开了。我说：“我忽然想起了《纽约黑帮》。”徐恩问：“你在华尔街想起了《纽约黑帮》？”我笑了笑，说：“它们一样，让我觉得毛骨悚然，而且沉闷。”徐恩提醒我：“你现在在念投资。”我点点头，大声说：“该死的投资。”我可以大声说话，因为周末的华尔街，没有人气，像煞了《纽约黑帮》中所有厮杀过后的战场。

（十五）

这夜，我闭着眼睛，没有睡。我感觉到徐恩蹑手蹑脚地下了他的床，上了我的床，然后在我身边静悄悄地睡了。我睁开眼睛。徐恩的眉心很平滑，好像没有任何烦恼。彭其不一样，他在入睡后总是皱着眉的，怎么抚也抚不开。徐恩动了动，我连忙闭上眼睛。他并没有醒，他小孩子一样微微蜷缩着，靠着我的肩膀。我又睁开了眼睛。我摸了摸他的睫毛，他感觉痒，伸手揉了揉。我静静地笑着。

我一直没有睡。我又想念彭其了，虽然我默默地允许着另一个男人与我睡在同一张床上。彭其喝很多酒也抽很多烟，他的咖啡和茶浓得好像中药一样，相形之下，徐恩是个清清淡淡的男人。六年前，彭其好像也是清清淡淡的，六年后，徐恩也会像彭其那样浓厚吗？我拍了拍额头，让自己清醒。我并不愿意去比较他们两个。但是，他们各自有过几乎与手指头一样多的女人，他们睡在我旁边而不脱我的衣服，这天杀的相似。

天色泛白的时候，徐恩醒了。我闭着眼睛，把胳膊自然地搭在他的胸口上。他想挪开我的胳膊，我顺势抱住他的手，继续睡。徐恩投降了，他换了换姿势，也睡了。我紧紧地抱着徐恩的手，像是抱着证明我清白的证据。过一会儿，我会问徐恩，你看看，第一夜是我做了流氓的梦吗？第二夜是我主动上了你的床吗？我迷迷糊糊地睡了。

九点，闹钟吵醒了我们。我还在紧紧地抱着徐恩的手。我得意洋洋地问徐恩：“你还想怎么狡辩？”徐恩倒也镇静，说：“我不狡辩，我就是想问问，你把我的手抱这么紧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脸腾的就热了，我松开他，而且把他推下了床。

我们坐中午的航班回芝加哥。

我在飞机上睡得不省人事，之后徐恩问我：“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一夜没睡？”我点点头，说：“为了清白，我盯了你一夜。”“你岂止是盯？”“啊？”“你敢说你没动手？你敢说你没摸我眼睛？”我的脸又热了，看上去应该像个西红柿。徐恩还不依不饶：“我还以为你动手之后会动口，结果我等了半天，也没等着你亲我。”我又掐徐恩了。这已经成为习惯了。

我爸问我：“还顺利吗？”我说：“顺利。”我给我爸看我拍的照片，除了市容就是我和市容。我爸说：“怎么你也不和同学合影。”我搪塞：“合影都在同学的相机里。”我爸相信我。他万万想不到，他女儿去和一个男人未婚同房，不，是未婚同床。他虽然开明，但是一直把我当作小孩子。

严维邦的电话像追踪弹似的，与我前后脚进门。他问：“青青，怎么样了？”我反问：“什么怎么样？”“你抹了谁的脖子？”“我想抹你的脖子。”“你和徐恩统一战线了？”“我们一直是无产阶级弟兄。”显然，小佛不相信我的说辞，他叹了一口气，感慨：“徐恩这小兔崽子真他妈厉害啊。”

晚上有课。我出门前我爸对我说：“青青，你容光焕发啊。”我迷茫地摸了摸脸，走了。

安娜和威廉对我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跑到洗手间去照镜子，却也看不出什么。

几天后，我爸又走了。又几天后，期中考试。

我对黄又青抱怨：“我们学校一年分四个学期，还设期中考试，这一年下来，期中期末总共八次，真是不人道。”黄又青说：“我们MBA没有期中考试，我们交论文。”我忿忿：“世上不公平的事十之八九。”黄又青的妻子领着三岁的儿子来了。妻子的皮肤黑黑黄黄的，儿子倒是白白嫩嫩，让人想胡撸几把。妻子对我说：“我们台湾人的皮肤不如你们北方人。”黄又青附和：“你们北方女孩子的脸上总是红通通的，漂亮。”说着，他还比划着自己的腮帮子。我不敢苟同，赔着笑，心想秋菊的形象果然是深入人心。

我和彭其常常在MSN上遇见，有时各忙各的，打过招呼后就没有了交谈。我看着他的名字，觉得疼，那种疼就好像是热滚滚的油锅里滴进了水，油一下下往外崩，我就一下下的疼，不过，不伤筋动骨。

（十六）

我的风险统计考了七十九分，安娜八十一分，这微乎其微的两分却注定了我是C而她是B。我当时这么琢磨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是两件内衣。可惜，对我来说，C有点绰绰有余了。威廉九十八分，遥遥领先于我和安娜以及其余二十几人。威廉安慰我：“期中成绩只占总评的百分之四十。”我还是耿耿于怀，心想要是威廉的期中成绩占我的总评的百分之四十该有多完美，至于我那七十九，谁乐意要谁拿去就是了。

上课的时候，徐恩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下课后，我打给他，他关机了。

楼门口停着一辆与严维邦的一模一样的宝马。我眯着眼睛走过去，看见里面果然坐着严维邦。他说：“你怎么色迷迷的啊？”我揉揉眼睛，说：“我有三百度的近视。”“上车。”我一边系安全带一边问：“为什么突然来接我？”严维邦说：“顺路。我刚把徐恩送到机场。”我的动作顿了顿，问：“徐恩去机场干什么？”“他要回国办点儿事，你不知道吗？”严维邦吃惊地问我。他又说：“我还以为你和徐恩很熟了。”我敷衍地哦了一声。

我也以为我和徐恩很熟了。我们从纽约回来后，一星期至少通了十次电话见了四次面，他知道了我有个叫安娜的越南女同学，也知道我昨天晚上吃了鱼，如果他刚才没有关机，他还会知道我那该死的风险统计的分数，但是，我竟然不知道他准备回国。

严维邦邪里邪气地说：“徐恩这次又领了个俄罗斯的妞儿。”我倒抽了一口寒气。严维邦没注意到我，还在继续说：“这小子，我真是心服口服。”我问：“他领了个俄罗斯的妞儿回国？”“嗯，他出去办事必须得带女人。”“为什么？”“不带女人他寂寞。上次去纽约，他不是带了你吗？”严维邦唐突地说完这话，尴尬地冲我笑了笑，然后自己给自己打圆场：“幸亏青青你是聪明人，你没吃亏，对吧？”我干笑了两声。严维邦像见了鬼似的瞄了我两眼。严维邦说的没吃亏是指徐恩没上我的床，不，应该说徐恩没上我的人。我的确没吃亏。

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严维邦谨慎地看了看我，又谨慎地说：“一个月以后。”

严维邦欲言又止了半天，还是问了：“青青，你该不会是爱上徐恩了吧？”我不屑地哼了一嗓子，说：“我宁愿爱上你。”“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别扭吗？”我反问他后，撇撇嘴，一言不发了。

我煮上方便面，然后给我妈拨了个电话。我妈问你吃饭了吗，我说吃了，跟同学在外面吃的牛排，我妈说你一个人还真滋润。这时候，我的腹部发出咕咕的声音，当然，我妈听不见。我妈说我表姐怀孕了，我说我这边的纸尿裤便宜，到时候买回去送给宝宝。我妈说我舅妈的脊椎疼得越来越厉害了，我就叹气。后来，我妈说她那儿正在忙，得挂电话了，我就哇哇的哭了。我把我妈吓得嚷嚷了起来：“青青，你怎么了？”我说：“妈，我饿。”“你不是吃了牛排了吗？”“我没吃牛排。”“那你吃了什么？”“方便面，还没熟。”

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忧心忡忡的我妈安抚的允许我挂电话。之后，我站在炉子边上继续哭。哭痛快了以后，我吃了一满碗的面糊。我心想：你哭就哭，为什么眼睁睁地把面煮成这样？

转天，我挂着两个胡桃眼儿去了学校上了两堂课。这两堂课的教授一男一女，都会察言观色，见我萎靡不振，都从头到尾没提拉我回答问题。我咬着笔杆子琢磨了四个钟头，决定把七十九分当成一场恶梦而把徐恩当成一场美梦。现在，我醒了。

我和威廉他们去了蓝夜，那是一间时时刻刻震耳欲聋的酒吧。起初我听到蓝夜这个名字的时候，一度以为它很安静。安娜打来电话时，我那瓶百威才下去三分之一。安娜说，她遭了抢劫。两个黑人从她身后超过来，回身抢了她的包，之后以刘易斯的速度跑得无影无踪了。安娜甚至没来得及追，也没来得及喊。我劝安娜，人没事比什么都重要，赶紧洗个澡睡觉，明天我陪你去补办证件。挂了电话后，我想起来，我忘记了问安娜有没有报警。不过，这年月冷不丁吃了颗子弹后横尸街头的，一个个还在死不瞑目，安娜这区区一个包，又何足挂齿？的确，人没事比什么都重要。我喝完了百威，想回家了。威廉他们意犹未尽，我给严维邦打电话，说：“小佛，你方不方便来蓝夜接我？”严维邦问：“你喝酒了？”“喝了。”“醉了？”“没醉。”“那怎么今天不敢自己回家了？”我本来想说，有个同学遭了抢劫，我害怕了，但是我开口说：“你别跟我废话，你到底来不来接我？”小佛马上说：“接，接，不过我这儿现在有事，我让徐悉去接你。”徐悉？我愣了愣。小佛又问我：“你知道徐悉吧？”我说：“知道。”小佛说：“蓝夜是吧？你等着，我让他马上过去。”我又喝上了一瓶，等着。

（十七）

徐悉出现在我眼前时，我脑子里闪了一个念头：徐恩，原来你小子没回国。这念头仅仅闪了一下而已，毕竟，这点儿啤酒还不足以让我稀里马虎。我问徐悉：“你要不要坐一会儿？”徐悉说：“不用了。”我举起我的酒瓶子，敬了敬威廉他们，然后一仰脖儿干了。我和徐悉走了。徐悉开凌治，也是黑色的。

我上了车，又下去了。我对徐悉说：“我想去厕所。”徐悉笑了笑，像哥哥一样让我觉得温暖。

我再回来后，并没有坐在副驾驶座上，而是歪在了后排，跟没骨头似的。徐悉从后视镜中看着我，问：“喝了多少？”我笑笑，说：“我没醉，我是累了。”之后，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徐悉正企图把我抱下车。我眨了眨眼睛，发现我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后排，连脚都上来了。我这种姿势，谁要是想把我拖下车，估计只能像拖死狗那么拖了。我一激灵，坐了起来，然后看见车门上有个不容忽视的鞋印儿。我一边掸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徐悉还是笑得很温暖，说：“没事。”

徐悉问我：“你怎么样？用不用我送你上去？”我摇摇头，说：“不用了，我精神得很。”我给徐悉鞠了个三十度的躬，说：“晚安。”之后，我走向了公寓的旋转门。门转到一半，我听见徐悉说：“你喜不喜欢那花？”我一愣。我已经转了进去，回头，看见那亮晃晃的玻璃门还在孜孜不倦地转，看见门外的徐悉，那个和我那场美梦中的男主角徐恩长得一模一样的徐悉，他似乎需要我点头或摇头，来表示我是否喜欢那花，但是我只是挥挥手，进了电梯。

我在电梯里把脑袋摇成拨浪鼓，我不知道是我今天喝多了还是徐悉那天喝多了。电梯到了二十三层，门开了。我忙不迭停下拨浪鼓，但是门外的美国老太太已经是目瞪口呆了。我尴尬地解释：“我头疼。”我确实头疼。

一星期，徐恩和徐悉都没有联络过我。我几乎把他们都当成了梦，而我的现实生活中，只有我那二十几个同窗，几个教授，还有小佛，捎带着他的韩国妖精。彭其问我：“青青，你会不会觉得寂寞？”他问这话的时候，我知道，他又喝了酒。他正在觉得寂寞。我说：“不，我不寂寞。”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在想，人人都是害怕寂寞的，徐恩为了不寂寞，带我去了纽约，带俄罗斯妞儿去了广州，而彭其的寂寞，还有我那不承认的寂寞，又该何去何从？我说：“彭其，我很想你。”彭其说：“青青，我也很想你。”但是，我们还是寂寞的。

一星期后，我接到了徐悉的电话。当时我所在的地铁正在进站，广播中播放着那些我倒背如流的站名儿。我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徐悉又说了些什么，我还是听不见。站名儿播放完了，我听见了徐悉的话。他说：“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吧。”地铁起动了，我简短地说：“好吧。”

转天上午，我正准备洗澡，公寓的电话响了。我几乎是光着身子跑去接电话。对方“喂”了一声，我说：“徐悉？怎么？”对方似乎吃了一惊，半天才开口：“我是徐恩。”我也吃了一惊。我发现当我借助不到来电号码的显示时，我辨不出他们的声音。我说：“徐恩？你不是在广州吗？”“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国际长途吗？”徐恩跳跃的声音又让我记起了我以为是梦境的情境，也记起了他一声不响的回国，还有那俄罗斯姑娘。我问：“有事？”徐恩说：“没事，问候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