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政委对周云卿是有较深印象的，这是案件必然性的一面。五月间周云卿为表示对军方“支左人员不支左”的抗议，用毛笔在东新桥正中的水泥栏板上写了16个大字：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惠谭”不除，永无宁日③。此事谷政委很快就知道了，并表示：他们骂了我们几个月“惠老谭”，现在扬言除掉我们了。要警惕，要有敌情观念。中学生是写不出这样的字句来的，要查一查，看是哪个黑教师教唆的——他不知道中学生里头也有读书破千卷之人。于是军训团人员查来查去，查明实为周云卿所写，而周本人亦直言不讳。但是在当时形势下，尽管谷政委怀恨在心，亦暂时无奈他何。事隔一年多之后，形势完全不同了。一来谷政委兼任了惠阳地区革委会主任之职，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力极大﹔二来两派阵营早已烟消云散，谷政委要收拾自己治下的一介草民比踩死地上一只蚂蚁还容易。加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刚好开始，拿周云卿来祭刀最好不过了。于是这个“反江青、反解放军、为刘少奇辩护”的老三届中学生很快就被拘捕、被立案审查、被批判斗争，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0年徒刑。
   也许令当今的后生小子们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周云卿的定罪不是由检察院起诉、经法院审判，而是先征求学校革委会意见，再由县（或地区）革委会决定。10月中某日下午，学校革委会开会专题讨论周云卿的判罪问题，主任林政委、副主任陈佩和我、包括前文提到的潘××在内的全体委员都出席了会议。潘××首先发表意见。她说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学生和最亲密战友，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周云卿胆敢攻击污蔑江青同志、胆敢反对解放军、胆敢为刘少奇辩护，简直是罪大恶极，必须枪毙。我闻言大惊大怒，一拍桌子冲潘××说：“潘老师，这是你的真心话吗？人命关天，一个学生讲了几句错话就要判死罪吗？……”我又气又激动，眼泪夺眶而出。林政委见状，先劝了几句，接着表示：从材料上看，他犯罪的程度不需要判死刑。至于判处什么刑罚合适，请大家继续讨论。于是有人说判两年，有人说判5年，有人说判10年。最后林政委问我意见如何，我坚定地说：“一个中学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讲了过激的错话，无须判刑，批评教育让他改正错误就行了。”
   几天之后上面发来一张通知：同云卿被判处10年徒刑。
   这是惠阳高中造反派学生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幸亏苍天有眼人性未绝，否则周云卿就会成为张志新第二。
   1972年初冬某日，我正在家乡的稻田里收割稻禾，一个专案小组来田头找我复查周云卿案件，为头者是我的物理教师、教导主任黄学永。我除了再次向专案组讲述周云卿当时骂江青、为刘少奇辩护及在东新桥写标语反“惠老谭”的具体情况之外，还强调：周云卿没有罪，这是一起冤案，必须尽快予以平反。不久周云卿释放出狱了，而那位后来升做大军区副政委的谷政委则因涉嫌上了林彪贼船而受中央审查。
   1980年夏天，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履灭三年多之后，惠阳县人民法院终于宣布周云卿无罪。法院经办人将平反通知书交给我，要求我亲自将它交到周云卿手上。他还说“你这同学有水平、有胆量！”其时周已在香港谋生，我当即打电话约他第二天到深圳会面。至此，周云卿案终于了结了，但不知道历史到底给谁开了玩笑？
   在近10年的时间里，有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和老师以为周云卿案件同我有关，甚至有人背地里指责我“踏着同学的背脊往上爬”。尽管后来这些有误会的人都已先后向我表明已消除了误会，但是我觉得仍有必要忆述一下当年造成误会的缘由，因为这有助于后人加深对文革的认识。单是描写轰轰烈烈的场面是不够的。那些具体的，伤及肺腑、触及灵魂的“小事”，往往更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和人性的善恶。
   谷政委和其他军方人物早就知道我和周云卿关系密切。周云卿被从乡下抓回来后，他们就放出风声：周云卿案件对杨某人是个严重考验。我明白他们迫我表态，示意我要主动揭发、批判周云卿。
   我坚持不揭发，专案组的头头黄××主任也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找我“写材料”。我认为周同学和我一样是个年仅21岁的中学毕业生，有错误有缺点但没有犯罪。我想文化大革命已取得全面胜利，你谷赞华当了惠阳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领导着12个县市八百多万人民，而多数人民还吃不饱穿不暖。你放着这样的头等大事不管，却煞费苦心、兴师动众去奈何一个已回乡种田的中学生。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文革运动就是专门收拾人，连穷乡僻壤的一个小民百姓都不放过吗？
   见我迟迟没有“动作”，以整人为乐的当权者等不及了，指示军管会学生组要尽快召开全市性的批判周云卿专场大会，并明言杨某人一定要上台“发言”。
   接到通知后我在苦苦思索：上不上台“发言”？如果不上台，我将被视为公然违逆谷政委拿周云卿祭刀的意图，因而被扣上一大串帽子，那末等待我的将是撤职处分。如果我上台并且按照谷赞华的既定调子“发言”，那末我就会永远背负陷害朋友的恶名而被世人唾骂终生。做人岂可昧着良心不讲道德？周云卿没有罪，但有错。要我上台可以，但我坚决避开他的“罪”，只批评他的错。你谷赞华是个大人物，善耍权谋，我杨某人是个穷学生，只会直来直去，现在不妨再同你交量一次（去年三月已交量过一次）。就算你说我批周是“避重就轻”或“明批暗保”，我也无所谓，何况张军长和其他首长还在惠州，我还有申辩之处……。想到这里时张全宾处长（军管会学生组负责人）来学校找我。很明显他是担心我不肯上台“发言”而特来敦促的。一见面他就说：“你小子怎么就不开窍？上台讲几十分钟不就完了？散会后谁还管你说了些什么！”这分明是“明催暗启”，我心里更踏实了。其实周云卿在校内外都没有任何劣迹，他既不是学生头头也很少出头露面，因此连军管会的人都不认识他。谷赞华执意要整他的原因，前文已作分析，而大多数支左及参加“三结合”的军人只是顺从权力者的意志，他们对周云卿并无恶感，批不批都无所谓。
   批判大会于10月某日下午在惠阳高中礼堂举行。由于各校“老三届”的学生已全部散伙，所以参加会议的只有各校老师和各校高中部“新高一”的学生，总数约千余人。现在谨请40年前参加过该场批判会至今仍然活着的人们和我一起共同回忆，我的“发言”内容怎样反证周云卿同学的聪明与先知。
   “我首先要指出，周云卿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错误的。虽然被你比作庆父的‘惠谭’仅是指个别人物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解放军，但你毕竟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云卿，你现在的认识怎么样！”
   “你说得对。我在东新桥写的那条标语是错误的。”
   “你自恃聪明，经常表现出骄傲情绪，有时连毛主席的话也敢怀疑。记得65年9月有一回你在宿舍里阅读《毛泽东著作选读》，你对书中的两句话表示怀疑。为此还同我辩论起来。你记得这件事吗？”
   “记得。毛主席说，贫农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贫农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我在农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我父亲就是贫农，他同许多贫农一样，入社是被迫的。”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把六亿农民搞得一穷二白，还饿死了几千万人。）
   “周云卿错误思想的形成，根源于他平时多读书、滥读书。因此他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文化观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与毒害。例如有个名叫《第四十一个》的苏联电影剧本，他竟爱不释手，读了又读。这个剧本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作品，其要害是提倡阶级调和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请问在座同学，你们知道这个剧本吗？”
台下有人回应：不知道。
“那个剧本描写的故事是这样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支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在一个海岛上同旧俄白军发生战斗，红军守，白军攻。女游击队长是个共产党员，不但年轻貌美，而且枪法极准。她连续击毙了40个敌人后，又举枪瞄准第四十一个。但是她迟迟没有扣动扳机。被瞄准的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她不忍心射杀他。而且这时战场上只死剩两个人――被茫茫大海包围着的小岛上只有这男女二人。这时天地变了，女队长的心变了：敌意隐去，人性升华，爱情萌发……”
讲到这里我暂时打住，放眼扫视全场。千多双遭受了三年文化饥渴的眼睛在望着我，分明期待我快点讲下去。我仿佛觉得新同学们不是在听批判发言，而是在听文学讲座。可惜我既非老师，亦非他们的同学，而是个尚未离校的高中毕业生……。
“女队长终于放下枪，向军官招手。两人走近了，拥抱了，亲吻了，接着缓衣解带，在战壕里融为一体。正当俩人缱绻难分时，女队长看见夕阳下一只小船向小岛开来。她知道那是赶来增援的战友。她觉得天地又变了，于是不得不扯断情丝，重生敌意，举枪把军官打死。”
会场静悄悄的。我没有对《笫四十一个》作进一步的评论。我深知批判云卿就是批判我自己，因为我也看过这剧体，也被它震动。但在结束这段“发言”时我向全场发问：
“同学们，周云卿喜欢阅读这样的修正义主文学作品，他的思想能不走上邪路吗！”
……
我不记得批判会是怎样结束的，但记得散会后我送周云卿到校门――看押他的两个男人在校门内等他。临别时我说：“你应该知道我刚才对你的批判是被迫的。估计我的批判很快就会被反批判。我同你一样，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周云卿点点头，两人含泪而别。

  (选自<湖山愿作证>第九章)

[ 本帖最后由 枫林居士 于 2008-11-4 10:59 编辑 ]

不错 就是有点长了

先生功不可没，敢问谁还敢对先生不敬？

[ 本帖最后由 頌恩·赎 于 2008-11-5 23:40 编辑 ]

人类总是身不由已

文中涉及的人物仍历历在目。我与周云卿负责编辑当年影响遍及整个地区的《东江红涛》，这可能是该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的民间报纸。虽然这是一份有明显派别倾向的报纸，但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因为这里浸透着一批热血青年的心血，并由衷地发出了他们近乎无知的呐喊，而周云卿更是为此而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与热情。
周云卿极富正义感，人也非常直率，这正是他难见容于当时政治环境的主要原因，并差点因此丢掉了生命。周当时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看管起来，完全失去了一切人身的自由。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曾集中了部份教职员工及文革几个学生骨干分子在四小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次，趁监管人员不在，我走进监管周的房子，他一见到我，情绪很是激愤。他说：全部是上纲上线的！我对他说：相信毛主席，相信党的政策，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无论情况如何，最紧要的，是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说完，马上就走出去了。
后来，学校要我写揭发材料，我写了，但全部派不上用场。很快的，我也遭受到几乎与周同样的命运。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于置信，当时的环境，险恶到那怕是很平常的一句话，都足可以致人于死地。枫林居士为保护同学免于惨遭进一步的迫害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当时他明批暗保，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11-9 16:29 编辑 ]

我与周79年会过一次面。劫后余生，真是一言难尽，都不禁唏噱。我们这一代人，十七、八岁正值求学上进之际，本已被灌了十多年的“狼奶”，又恰碰上了个“史无前例”，绝大多数给毁了。
周的女儿进了北大之后，由于成绩突出，被选派到世界著名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作为校际之间的交流学者。得此消息，我发自内心的为曾朝歹相处的老同学由衷地感到万分的高兴。
对他而言，也该算是一种人生的补偿吧！

我每年都与云卿同学相会几次，地点在香港沙田图书馆附近。他现在的环境不错，身体很好，曾托我向禾刀问候。
1973年我送他100斤粮票，明言你在大陆没有出路。他也明白米票供他投奔香港之用。

文革期间，正当全国各地到处风传打死打伤人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之际，惠阳高级中学除最初的两三个月，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殴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事件了。这里枫林居士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以他及一批才华横益而又正直的学生为骨干，将惠高绝大部分的同学凝聚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当中，很多在文革初期因家庭背景或其他原因遭受过迫害或压制的。
68年入秋，清理阶级队伍，风向急转，枫林同学虽然“身居要职”，但仍心系挨整的老师和同学。云卿案即是其中一例，不要说下井投石，或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与之抗争，如果当时他缄口不言或无可置否，后果也不堪设想。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法制的社会里，要处死一个人，仅决定于操生杀予夺大权的“头头”一念之差就是了，而基层所提供的处理意见有时又是至关重要的。
我个人当时也幸亏因为有枫林同学极力周旋，才不至于遭遇更为险恶的命运。因为我父亲曾是国民党军政人员，要判监简直在俯仰之间。
往事已矣，一般我都不愿重提。有些人之所以对枫林同学心存误解，是因为他们对枫林同学真实的一面不了解。一个人的本性，往往在关键的时刻才显露出来的，如果他当时在同学身上踩上一脚，也许能飞黄腾达，但却可能被唾骂终生。患难见真情，至理也！

[ 本帖最后由 禾刀 于 2008-11-12 11:43 编辑 ]

林政委的确是个好人，他找我谈过几次话，每次态度都很和善，深为感动，因为当时我已备受“关注”。
那个姓潘的政治老师，也任过我的课，真看不出她的灵魂竟被扭曲到如此田地！连自己的学生都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她还是个女性啊，本应更富同情怜悯之心才是，可见，当时她所热衷和奉行的政治是怎样的一种完全失掉了人性的政治！
这个人，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一次晚上在四小教职员的学习班上，她几乎把所有的老教师都说成是“牛鬼蛇神”，几十个人在静静地听她大放阙词而不敢作声。当时我气愤之极，不知何来勇气，突然振臂高呼：“这是秋后算帐！我可以牺牲自的一切！！”
老师们都投来惊异的目光。事后几十年，每当忆及此事，自觉非常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