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中国通商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中国通商银行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家商业银行，也是我国首家获准政府批准发行钞票的银行，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金融企业-银行业的开始。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发行钞票，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政府取消其发行权为止，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期长达38年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发行钞票历史最长的商业银行。
十九世纪后期，欧美等西方大国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在全球到处寻找目标，外国洋人看好中国的广阔天地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纷纷来华开设银行、兴办实业，他们的目的企图以此来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从中榨取大量的高额利润。面对这种情况，国内大批有识之士，要求政府仿照西方模式自办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9月26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盛宣怀向清政府奏请，要求朝廷准许创办中国自己的银行。奏折称：“理财之要。…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中国银行既立，使大信孚于商民，泉府因通而不穷，仿借国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所谓挽外溢以足国者，此其一也。
盛宣怀在奏折中对国家设立银行的利与害，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银行仿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故能维护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②
在奏折中盛宣怀进一步对银行发行钞票的益与弊，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议者谓国家银行，当全发帑本，简畀大官，通行钞票，由部造发，如英法等国，财赋皆出入于银行，是户部之外府也。然中外风气不同，部钞殷鉴未远，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流弊斯集；或致委重西人，取资洋款，数千万金，咄嗟立办，其词甚甘，其权在彼，利害之数未易计度…。③
当时的清政府不但腐败而且无能，对于华人自己设立银行的问题，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统治者一方面害怕洋人的极力反对，给朝廷增添了麻烦；另一方面又深虑新式银行开设以后，财政利权将落到汉族官员的手中，因此一直踌躇多疑、举棋不定。面对英、法、奥、俄等国帝国主义的发难，当时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开明官僚，全力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团结翁同和、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等一批政府要员，对光绪皇帝晓以国家利害之得失，最后才获准“奉特旨办银行”的恩准。由于兴办银行目的，是为了“通商惠工”，因此，中国第一家民办商业银行就采用了“中国通商银行”这一名称。
光绪二十三年4月26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正式开业，总行设在上海外滩黄浦路7号，以后陆续在北京、烟台、汉口、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定海、汕头、广州、厦门等11个城市设立分支行。中国通商银行初定资本额为规银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以后由户部拨入100万两，总计实收资本350万两），分为5万股，每股100两，其中盛宣怀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出资80万两，电报局出资20万两；各总董每人认招10万两，共计100万两，其余50万两由各口岸、省会华商投股。盛宣怀害怕大量的官股加入，会削弱他的实权；但是又担心假如没有官股，银行不能取信于洋人。因此，他通过朝廷的私人关系，由户部拨入款项100万两，存入中国通商银行，作为生息的公款，并规定在五年后分期陆续归还。
中国通商银行开创伊始，银行的有关管理方式、经营业务、人事制度等均效仿英商汇丰银行；并且聘请在上海汇丰银行任职的英国人美德伦为洋人经理，以便对外联系外商和外商银行的一切业务；又聘请咸康钱庄的经理陈淦（字笙郊）为华人经理，负责联系钱业市场和各个钱庄的全部业务。由此，通商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蒸蒸日上。
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实系奉旨设立的官商性质，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其实大权均由盛宣怀一人独揽。首批所设的总董张振勋（弼士）、严信厚（筱舫）、朱宝珊（葆三）、刘学询（慎初）、叶成忠（澄衷）、杨文骏（彝卿）、严潆（芝眉）、陈猷（辉庭）、杨廷杲（子萱）、施则敬（子英）共10人，全部都由盛亲自指派，且大都是官僚重臣和殷商富户，其中亦不乏有丰富经验的实业家，更多的是一批在当时社会具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大亨。
如总董张振勋，字弼士，为南洋华侨巨富。一生热忱振兴实业，先后创办有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机器制砖裕益公司、机器织造布匹亚通公司、玻璃公司、垦牧公司等事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授太仆寺卿，权理粤汉铁路事宜，还曾担任过清政府的南洋商务大臣。
总董严信厚，字筱舫，浙江慈溪人，由贡生入李鸿章幕，候补道知府衔，首任河南盐务督销。光绪十一年（1885年）署长芦盐务帮办，次年开设同德盐号。1887年在甬首创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并且投资自来水、电气、面粉、五金、药材等行业，积赀巨万。
总董朱宝珊，字葆三，浙江定海人，为平和洋行买办。早期至上海学徒，后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上海福州路开设慎裕商行，经营五金进出口业务，并在沪浙等地开设多家公司，又设各省汇号，同时兼任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总董，长期担任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系宁波帮实力派人物的代表之一。
总董刘学询，字慎初，号问刍，广东香山人，曾经长期担任李鸿章的幕僚，招商局董事等职。
总董叶成忠，字澄衷，浙江镇海人，早年与外国兵舰做生意起家，陆续开设南顺记、新顺记、义昌五金行、伦华缫丝厂、燮昌火柴厂，光绪二十五年时资产已达800万两。
此外，总董杨文骏曾担任芜湖关道；严潆、陈猷两人均为上海招商局董事；杨廷杲为上海电报局提调；施则敬为招商局汉口分局经理。从上述各个总董简历可见，官僚巨贾阶级组成的董事集团，扎实地奠定了通商银行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通商银行在成立之前，中国各大商埠早已是外商银行林立，当时有英国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荷兰上海和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友华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十余家外商银行；还有美丰银行、震义银行、中华懋业银行、义利银行、华法银行、华威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等十余家中外合资银行。这些外商银行和合资银行，以中国市场为对象，各自发行自己的钞票，都可以在中国境内畅行无阻地流通使用。清政府对于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无能为力，充份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没落，同时也说明了政府及有关当局听任外国钞票在国内流通，对货币理论知识的极端贫乏，纸币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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